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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根据查询华夏评级官网得知，华夏评级是一家专业从事钱币艺术品鉴定的公司，它提供了网售专供的服务，也就是说，它会在网上出售一些经过其评级的钱币。这些钱币的真伪和品相都有华夏评级的保证，所以一般来说，它们是正品。

好吧，劳资水平不高，才初中水平。不过给你个题目，你可以写“聚元号”（即牛皮弓箭）的传人——杨福喜。

2006年6月，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如今，“聚元号”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传统手工制作弓箭的铺子，弓箭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13年。

“聚元号”起伏三百年

在冷兵器时代，弓箭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清代把骑射作为八旗之本，原位于北京东四的弓箭大院就曾是皇家特设的兵工场。“聚元号”弓箭铺第十代传人是杨福喜，其祖父杨瑞林是满族镶蓝旗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弓箭大院。“聚元号”所制弓箭的特点是装饰精美，专供宫廷使用。

在“聚元号”，杨福喜指着满屋子的弓箭，告诉记者：“如今，‘聚元号’制作的弓箭都可以出售，唯独有一张弓是永久保存的。”究竟是什么弓如此珍贵呢？

原来，这是一张有“道光三年毅甫制”款印的弓。弓上的铭文显示，这张弓是为“聚元号”100周年庆典而特制的。由此可见，“聚元号”在1723年就已经开始做弓箭了。杨福喜介绍，北京市文联的专家最近在考察时，还在京郊喇叭沟门满族乡发现了“聚元号”的老匾。

“聚元号”制弓的历史久远，但最初并不叫“聚元号”，只是在弓上印着掌柜印戳。当年乾隆皇帝在行围射猎时用了他们的弓箭，颇为赞赏，还专门为“聚元号”题写了一幅对联。于是弓箭铺的掌门人取每句第一个字，也就是“聚”和“元”作为弓箭铺的名号。也许在清代画师郎世宁为乾隆画的《弘历射猎图》中，乾隆和侍卫、大臣们手上的弓箭就有“聚元号”的影子呢！

光阴荏苒，到了清朝末年，洋枪、洋炮基本取代了弓箭，弓箭大院几十家弓箭铺也开始面向民间出售弓箭。“聚元号”第七代传人小王夫妇因为吸食鸦片，迫于无奈只得转让百年名号。杨福喜的爷爷杨瑞林得知这个消息后，向亲戚借钱盘下了“聚元号”。

杨瑞林凭着从小跟哥哥学的技艺，在“聚元号”老伙计们的帮助下，把“聚元号”正宗制弓技艺传了下来。杨福喜用双臂比划了一个大圆说：“我爷爷接手不久，赶上宫中给每个弓箭铺发钱粮。那么大的筐里都是银元宝，爷爷得了22两。可是谁也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发银子啊！从此弓箭铺就自生自灭了。”

时代的变迁，促使杨瑞林根据市场需要，在做弓箭的同时，开发了弩箭、袖箭等经营品种。“聚元号”的弓箭在民国初年，还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了奖。杨福喜叹息道：“谁也没想到‘聚元号’二次红火没几年，又赶上了抗日战争。弓箭没有了销路，爷爷杨瑞林被迫卖起了豆汁。父亲当时14岁，也只能辍学了。在家里，爷爷把这门手艺传给了父亲。”

新中国成立后，杨福喜的父亲杨文通又让“聚元号”重获新生。杨福喜一边捋着胡须，一边自豪地说：“我爸爸总说，50年代的订单那真是堆积如山，全家人齐上阵也忙不过来，最后全院的人一起赶制弓箭。公私合营那阵，我们‘聚元号’还专门给毛主席制作了一套上乘的弓箭。”

“我就是为弓箭而生的”

谈起自己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福喜不无感慨地说：“我简直就是为弓箭而生的。我记事起，由于种种原因，家里已经不做弓箭了，可是屋里除了传下来的弓箭，还有不少半成品，我打小儿就对这玩意感兴趣。”

杨福喜从小就和家人一起做木工活。木工手艺是制箭工艺的基础。可以说在不经意间，杨福喜早已练就了制弓箭的基本功了。杨福喜当过知青，在工厂当过工人。他说：“那时是1998年，父亲已经69岁了，年纪很大，身体又不好。老人家经常念叨的就是‘聚元号’和‘做弓箭’这些话，父亲担心有一天把制箭这门手艺一起带走了。”

　杨福喜看着在屋里摆放的和自己朝夕相伴的弓箭，想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从此跟着父亲杨文通学起了制箭这门手艺。杨福喜说：“真正挑起大梁，还是父亲去世以后。每当遇到困难，我就回忆起父亲的指点，凭着做木工活的基础，把这门手艺救活了。我就是觉得这门好手艺不能在自己手上失传了。”

当时，国内对传统弓箭技艺的鉴赏少得可怜，那会儿杨福喜只遇到过两个行家，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和他交流过的国内射箭运动员与教练对传统弓箭更是感到陌生。

“我除了继承手艺，还要培养传统弓箭的爱好者。”杨福喜说，“据我了解，现在北京的射艺玩家有6000多人，还有两万多人长期活跃在专门的网站和论坛上。这些爱好者定期举办传统射艺活动。去年在杭州举办的一场射艺比赛上，很多弓箭爱好者都接受了传统射箭法 。”杨福喜感觉，自己在中国传统射艺传承方面尽了一点微薄之力。

艰难中的薪火传承

2006年6月7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榜上有名，杨福喜也被命名为传承人。他说：“国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是对我的认可与鼓励，也意味着我对保护这门手艺要有承诺和坚守，我要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啊！”

“我收徒弟的条件很苛刻，首先人品要正，人要踏实。另外，这是个苦差事，比如说往弓胎上粘蛇皮时，要用口水舔湿弓胎当黏合剂，一般人闻着就恶心。我前前后后带过20多个小伙子，都呆不到一年就离开了。”杨福喜感叹说，“现在年轻人的诱惑太多，如今能留下来的就两个年轻人。”

杨福喜的儿子杨燚最初也不愿学做弓箭，为此，杨福喜和儿子进行过几次长谈。现在，杨燚已经跟着父亲学习制箭了。杨燚聪明好学，也很踏实。虽然还不能自己独立制作弓箭，但是杨福喜看到了希望，他希望杨燚成为“聚元号”第十一代传人。

当记者问起为什么没有举办拜师仪式时，杨福喜说：“我还在对儿子进行考察。这门手艺很苦，当年我向父亲拜师的时候，母亲就担心我吃不了苦。我的大爷性格倔强，在学做弓箭时遇到很多困难，他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做好，为此还大病了一场。”

“聚元号”原汁原味制作的一套弓箭，总共有200多道工序。像粘蛇皮这样的苦活，还有很多。一些手艺不是照本宣科就能学会的，需要通过多年的实践和领悟。而杨福喜担心的不只是传人，还有“聚元号”今后的生存。

“聚元号”渐渐恢复后，最早在北京团结湖10平方米见方的小屋已经不能满足基本的制作场地需要了，于是搬到了高碑店华夏民俗文化园，而现在由于租金等原因又不得不搬到通州的一个农家小院。没有固定的弓箭制作场地和用于试箭的专用箭道，让杨福喜十分发愁。

杨福喜最大的心愿是希望自己60岁时，儿子杨燚能接过“聚元号”。他说：“我要看着杨燚名副其实地成为第十一代传人，我对他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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