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队长(德国纳粹时期旗队长是什么职位)

1、德国队长，德国纳粹时期旗队长是什么职位？

在党卫军中属于高级干部，相当于师团干部。

电影中的反派SS军官大多都是这个级别 。党卫军的师级战斗序列的长官多为旗队长著名的如库尔特.梅耶旗队长（党卫队第12"希特勒青年师"的少将师长）也就是装甲梅耶的家伙。

苏联电视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的主人公也是旗队长。

2、看过哪些记忆深刻的乡村露天电影？

早些年露天电影还较流行，那时候小朋友一听说有露天电影就会十分兴奋早早的就拿着小板凳，兜里装着些瓜子之类的小吃，去占位等待，高兴得像过节一样。那时在兵团，农场，学校也常常会放些露天电影来改善业余生活，那时候的业余生活比较单调，能看场电影无疑是种享受。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这样的露天电影越来越少了，数码技术代替了放映机坐在家里就能分享。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这样的露天电影还是必不可少的，是改善文化生活的一个途径。这次在密云古北口村就赶上村里的老放映员在为大家播放一部老电影。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去分享这一久违的露天电影。

那时，看电影是乡下人最喜欢的文化生活。放电影的日子都是在农闲里，特别是在夏收夏种和秋收秋播之后，各村都要轮着放，轮到经济条件稍好一些的村，一连能放上两三个晚上。和我一样大的十来岁的孩子们，就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鸟，从一个村子看到另一个村子，一村一村地看下去，直看到距家十多里地的远村，直看到第二天上学迟到上课睡觉还不肯罢休。

放电影的消息大都来自电影场。当一场电影结束时，放映员就开始预报下一场电影在哪个村放和放什么影片，于是第二天我们就向那个村赶去，一般都如放映员预报的那样。但也有更改时间和地点的，因消息不灵，害得许多人白跑一趟。更改来又更改回去的也有，那时，跑在前头的开始往回赶，遇到后边赶来的一群大人，说放映地点又改到原地了，于是又跟在一群大人的屁股后边，屁颠屁颠地向那个村的打麦场赶去。

最高兴的莫过于自己村子里放电影了。因为银幕就架在刚割完稻子的稻田上，不必慌慌张张地赶路，可以搬着板凳吃着煎饼，邀上伙伴，拖拖拉拉地向电影场走去。到了电影场，一个小孩也要占两三个人的位置，那多出的地方是为同学留着的，谁要挤占一点点都不行。为了防止地方被他人挤占，就从书包里掏出语文和算术课本，散放在空地上，像是给空位贴上座次似的。虽然如此，心里仍是七上八下的，怕丢了课本，怕护不住空位，非得等到伙伴来了才能放下心来。

电影放映前，村支书和村长还要利用放映机边的扩音器开映前大会，过过会瘾。村长讲授农业科技知识，支书多是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大家听不进去，只盼电影早些放。在放映机向银幕上对光时，坐在中间的孩子便用手挡住一点光线，让自己的巴掌或小猫小兔的手势映到银幕上。这只有早到而又坐在放映机正前方的孩子们才能做到；去晚了，只能到银幕的反面看，也就失去了用手挡光投影的乐趣。我那时看的露天电影，多是从反面看的，看到的画面一点都不少，只是认银幕上的字特别困难。从反面看也有我自己的理由：一是每部影片都要看好多遍，甚至连解说词都记下了，无须去认银幕上的字；二是正面人多拥挤，我怕挤人，也怕被人挤。后又从一本讲写作的书里看到，写作要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并形象地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受其影响，我因此也更爱在人较少的反面看。

一盘胶片放完了，就要换下一盘胶片，一部电影往往要放三四盘胶片。换胶片的间隔，是电影场上最拥挤之时，因为许多人要趁此机会到场外小便，还有许多人在寻找挤散了的伙伴，大呼小叫地乱成一片。但一到影片继续放映，立马就会安静下来。电影结束后，人们都成群结伴地回家了，留在电影场上的是水果的皮，是瓜籽的壳，是婴儿的鞋，是板凳的腿，偶尔还有小学生的课本，场地上一片狼藉。记得有个丢了课本的小学生，第二天天一亮就跑去找，但没有找到，却捡到了一个钱包，交到学校里去，被表扬了整整一个学期。

自从县城里的露天电影场改建为歌舞厅之后，电视在乡村里也得到了普及，人们看露天电影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偶尔看上一场，也已没有往日的兴致了。算来，我最末一回看露天电影已是跨世纪的时候了。那是村长为祝贺儿子考取大学而放映的一部漂亮色影片，我因公务去得迟，又因私务走得早，没有看到开头也没有看到结尾，至今也想不起那影片的名字

3、有哪些影响力较大的兄弟名人？

中国近代史上，兄弟名人很多，如李鸿章和李瀚章，曾国藩和曾国荃，毛泽东和毛泽民，杨尚昆和杨白冰，等等。我来补充两对兄弟名人。

一、陈延年和陈乔年

陈延年和陈乔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儿子，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家里是一起长大的亲兄弟，在工作上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诞生于安庆；为了追寻自己的信仰，求学于上海、法国和苏联；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于广东、北京和湖北，最后献身于上海。有一句诗这样赞美他们：“皖水龙山出俊豪，陈门两代逞天骄”。

1927年4月至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选举的29名中央委员中，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与父亲陈独秀同时当选，这在党的历史上被传为美谈。陈乔年当选中央委员时只有25岁，陈延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也不到29岁。

陈延年思想厚重，斗志刚强，当时在党内被称为“小列宁”。1927年7月4日，陈延年牺牲于上海，年仅29岁。2009年9月，陈延年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枫林桥畔英勇就义，年仅26岁。2009年9月，陈乔年入围“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名单。

二、邹家华和邹竞蒙

邹家华和邹竞蒙的父亲邹韬奋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救国“七君子”之一，也是著名的出版家和记者。因为宣传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行为过于激进，邹韬奋曾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必杀黑名单，不得不流亡海外。回国后仍然不改初衷，1936年被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与同时被捕的沈钧儒等人合称为“七君子”。后在宋庆龄等各界的大力营救下才得以释放。

邹家华生于1926年，参加过新四军，担任过工程师，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邹家华的妻子叶楚梅，是叶剑英元帅的女儿。

邹竞蒙生于1929年，曾任国家气象局局长。1983年，当选为世界气象组织主席，他是中国参加国际气象组织以来在该组织中担任的最高职务，也是中国人在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中首次担任主席职务。不幸的是，1999年，邹竞蒙遭歹徒用刀捅死，终年70岁。

4、有什么舍己救人的电影可以推荐吗？

你好，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每个人来到这世上所追寻的活法都不一样，有的人是为了活得更长一些，而有的人则是为了活得有意义。

《垂直极限》电影开头情节无疑十分震撼人心，当父亲知道一个安全栓无法支撑父子父女三人时，他毅然决然地选择牺牲自己，保全一双儿女的性命，虽然这过程存在很多情节上的漏洞，但如山般的父爱却是世上真真切切存在着的东西。

虽然父亲的意外逝世让罗宾·托尼饰演的安妮和克里斯·奥唐纳出演的彼得兄妹俩关系疏远了，但也为后来的故事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

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安妮最终还是成为了一名职业登山者。事业一路畅通无阻、平安顺利的安妮，在一次挑战喜马拉雅山脉西麓高耸入云的K2峰时，不幸跟其他两名队员被困于冰缝中，得知妹妹遇险的彼得，第一时间站出来组织人员上山营救他们。

影所讲述的内容也围绕此展开，彼得、西蒙哥等六位救援人员登雪山途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危险行为，构成了整部电影的中心内容，最终安妮在彼得的不放弃下获救，只是救援的代价有点惨烈，六名跟随彼得上雪山救人的登山者最后只存活了两个。

站在男主彼得的角度来说，他选择前往完全是因为雪山上有自己的妹妹安妮，但是为了救安妮搭上四个人的性命，在观众看来是不值得的，毕竟妹妹的命是命，其他几个人的命也是命。

好在每个选择尾随彼得上山的救援者所追求的东西都不一样，彼得是为了救安妮，西蒙哥是为了找自己的妻子以及教训商人老范，而其余四个人则是为了奖赏的50万美金，如此看来编剧这样安排也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也有值得让人讴歌的地方，比如西蒙哥最终舍己为人亲手剪掉了绳索，让彼得和安妮得以活下去。

这里的西蒙哥跟安妮和彼得的父亲不一样，毕竟她们三人并不存在血缘关系，一个陌生人能把活下去的机会留给他人，把人性的光辉伟大地展现了出来，也让影片内容得以升华，西蒙哥的举动着实让人震撼！

整部电影，本人喜欢的人物当属西蒙哥，重情重义的他，十分具有自己的个性，为爱执着这么多年，最后又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他人，只可惜编剧在故事的结局没让他安全地逃离雪山，好在也是和自己的妻子永远地在一起了。

5、1941年的德国防军是如何对待苏军战俘的？

1941年6月“巴巴罗萨计划” 开始实施后，在德军闪电战的快速突击下，苏联红军一度溃不成军，再加上德军装甲部队大纵深大迂回大合围的作战方式，因此在战争初期俘获大批苏军官兵。比如7月9日结束的明斯克战役，德军几乎占领白俄罗斯全部领土，俘虏苏军324000人；而9月26日结束的基辅战役苏军损失则更加惨重，乌克兰地区的西南方面军基本被全歼，被俘人员高达652000人。

仅这两场战役，苏军俘虏即达100万人，据统计，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苏军战俘的数字比其他各国加一起的总数还要多，大约有575万余人。

在这一庞大的俘虏数字中，有近380万人是在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一阶段被俘的，即1941年6月22日至12月6日期间，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亦在这一时期被俘。显然，在战事正在进行中以及德国国防军迅速向前推进的情况下，要求他们认真照顾这么一大批俘虏是比较困难的，但问题是，德国人根本没想为此付出任何努力，德军故意不给战俘提供食物，也不允许沿途居民对战俘给予任何帮助，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大批苏联战俘因此活活饿死或者冻死了。

如此糟糕的境况连德国的的部分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罗森堡于1942年2月28日致信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对国防军战俘营的粗暴管理方式提出抗议：“在德国境内的360万苏联战俘，全劳动力只有几十万人，许多人不是饿死，就是由于气候的折磨而死；甚至在战俘押送战俘营的途中，也不许老百姓给他们东西吃，许多战俘由于饥饿劳累跟不上队伍，被就地枪决。枪杀战俘是当着饱受惊吓的当地百姓的面进行的，尸体就弃在原地，他们这样做，根本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

实际上，有些事情凯特尔也无能为力，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党卫队保安处就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达成一项秘密协议，由保安处负责“甄别”苏军战俘，保安处臭名昭著的特别行动队队长奥仑道夫在战后的供词中承认：所谓甄别，就是将所有犹太人和苏军政工干部一律调出战俘营，秘密处以死刑，并且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采用这个办法。

甚至于被“甄别”后决定枪决的苏军战俘，也在运往党卫队集中英的过程中因为饥饿和疲惫而沿途倒毙，秘密警察头子缪勒干脆下达指令：自1941年11月9日起，俄国战俘凡是无活命希望因而连短途旅程也不能走动者，以后无需运到集中营处死，并非是秘密警察有恻隐之心，缪勒的言外之意，要求国防军就地解决，以免被德国民众看见，战争，就是如此残酷。

1942年初以后，德国人深知短期内已无希望打垮苏联，长期战争必然造成后备劳动力极度缺乏，因此放弃了前期屠杀和虐杀战俘的政策，开始利用他们进行重体力劳动。希姆莱对党卫队手下的解释是：“俄国战俘饿死累死几万几十万，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是在目前，由于丧失了劳动力，这种情况却是可惜的”，于是得给战俘们提供有力气干活的食物。到1944年以后，大约有75万名苏联战俘在兵工厂和矿山、农场劳动，连凯特尔提出在战俘身上烙印的建议也被废除了。

看过一些纳粹在集中营虐待苏军战俘的书籍和资料，包括各种活体实验等等，因会引起答友眼睛不适就略过了，包括从事各种劳动的战俘，也会因为疾病和反抗遭到看守人员的虐杀，种族观念的洗脑，意识形态的不同，恐怕也是德军对苏联战俘的暴虐程度远超盟军战俘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国防军手上也是不干净的。

1945年战争结束时，苏军和盟军解放战俘营被俘人员时，得以生还的苏联战俘大约有100万人，另有被批准释放和加入伪军（党卫军或什么“俄罗斯解放军”）的约有100万人，饿死、病死或冻死的有200万人以上，其余的100多万德国人没有做出、也做不出来什么交代，根据德国方面的书面记载，党卫队保安处屠杀的战俘是67000人，然而这个数字肯定是不准确的，许多战俘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德国人对战俘的残暴自然引起了苏联红军的极大愤怒，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被俘的91000名德军官兵在莫斯科游街后，被押送着步行前往西伯利亚的战俘营，途中冻饿至死的也不在少数，其惨象与1941年押往德国的苏军战俘无二，乃至于苏军攻入德国本土后的一些过激行为，显然也是有目的报复。

1945年春夏之交，大批战败德军尤其是党卫军部队，纷纷向西逃跑以便向美英军队投降绝非偶然，毕竟作贼心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