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高层内讧(李世民为何要霸占亲弟弟的媳妇)
中央高层内讧，李世民为何要霸占亲弟弟的媳妇？
你所知道的，未必就是事实的真相。
李世民要霸占亲弟媳妇，难道不怕玷污自己明君的圣明吗？
接下来说说一个你不知道的李世民，只有探明一个真实的李世民，真实的性格，真实的做事风格，而不是被历史包装后的李世民，自然就能够理解“明君”霸占了弟媳妇的荒唐事情。
1、李世民"明君"称号的由来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就是李世民一手打造的结果，以及为后来的“开元盛世”以及国家的繁荣强盛奠定了基础。
这么强的功绩，自然是明君了。（但不要忘记“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历史规律。）
2、”玄武门“中真实的李世民《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基本都是一致的，李世民是被逼无奈的，太子李建成要杀李世民在先，李世民自保在后。
李世民一箭就把建成射死，后尉迟敬德率70余名骑兵赶到，射死李元吉。“玄武门之变”最终以李世民的胜利而告终。
《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是根据已被房玄龄等人专门编撰、国史修撰而成的，是公认的权威史书，但这是历史的真相吗？
但从宋朝开始，就不时有人质疑其真实性，并揭露史料中诸多矛盾的地方。
李渊定都长安之后，李建成为太子，主要职责是帮助高祖处理日常政务，“高祖忧其不闲政术，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
秦王李世民负责领军作战、平定各地割据势力。
慢慢的就形成了“秦王建功立业，威震四海，天下皆归”的局面。
但实际上李世民处理事情十分霸道，在平定窦建德的时候，采取“其魁党皆县（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勉强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仅隔数月，刘黑闼又再度起兵，“旬日间悉复故城”，称汉东王。
这个时候，李建成请令征讨，一改李世民的高压政策，实行恩威并施的政策，“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于是“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禽（擒）黑闼”（同上）。如此仅用两个月时间便平定了山东，这是《新唐书》记载不争的事实。
这足以说明，李建成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更具有远见，与李世民相比绝不逊色。
李建成又是李渊与窦皇后所生嫡长子，做太子再合适不过。
李建成又拥有长林兵，四弟齐王元吉的支持，宰相裴寂的支持，张婕妤、尹德妃等人经常在高祖面前说建成的好话。
所以李建成的太子地位十分稳固，没有造反的必要。
反过来，李世民独自囤积军马，积蓄力量，虽被李渊警告却仍一意孤行，李渊便把兵权转给李元吉，罢免李世民的诸多军事职务，此时的李世民面对不利情形，便发动政变，杀死兄弟。
陈寅恪曾据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P2640《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考定，玄武门之变太宗取胜的关键在于收买了原建成的亲信、玄武门守将常何。
可见玄武门伏兵预谋已久，非一日所成。
“玄武门之变”后，高祖随即颁布诏令，以世民为太子，建成、元吉的十个儿子均以谋反罪名处死，又宣布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登基，成为皇帝。
3、同样造反登基的杨广为何骂声一片玄武门政变前22年，杨广杀父杀兄，被后世称为荒淫无耻、灭绝人伦的暴君。
李世民却是一代明君。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的：“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此言虽是针对唐史而发，其他一切的历史也无不如此。
4、李世民向突厥服软突厥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隋朝初期，突厥内讧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但是在隋末唐初的时候，突厥居然统一了，对中原构成极大的威胁。
这时候天下大乱，有李密、瓦岗军、窦建德等起义军，李渊父子一直等到时机成熟，才于太原起兵。
《旧唐书》有记载，李世民带着李渊造反，突厥在后面趁乱打劫，李世民福自一想这可不行呀，于是派心腹刘文静出使突厥，表示双方修好，称臣纳贡，还有一份厚礼。
突厥见到刘文静后，大喜，就派2000骑兵去太原表示友好（在杜佑的《通典》中记载）。
“(突厥)又更強盛……。大唐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以為援。”
消除了突厥的隐患后，李世民开始逐鹿中原。
可见李世民也是一个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能屈能伸的人。
5、李世民与魏征“完美搭档”的真相其实李世民并非心胸开阔，而是魏征的“软实力”强大。
初唐时期的山东问题，决定了两人的微妙关系。
玄武门之变中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后又诛杀其子侄十余人,但对原太子东宫集团中的人物,大多予以起用。
特别是魏征,比其在原东宫府更受重用。
那时候的国际形势是东北地区,高丽虎视辽东。西北地区,突厥、吐谷浑不断寇边,内犯势头尤以突厥为烈。
在此情况下,必须先稳定山东，然后图谋天下。
而魏征又是最能代表山东庶族集团即所谓山东豪杰利益的人物之一。魏征不仅参加了瓦岗起义，而且又是原东宫集团的主要谋臣之一，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仅使其成为山东豪杰的联络人，而且也成为东宫集团的代言人。
如果李世民杀掉魏征，就会导致这两大势力的不安和反对，所以唐太宗认为他们是“各为其主，是可以原谅的，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并可使他们感恩”。如此才可能重新认识李世民、魏征二人之间的关系。
李世民安抚山东，也是为了下一步与高丽作战做准备。一旦重与高丽开战，山东所受赋役又必然加重。这是山东集团 所反对的，也是魏征最不愿看到的。为扩大山东集团在唐中央的实力，取得部分关陇集团成员的支持，魏征先后向太宗推荐侯君集、 杜正伦、褚遂良，并特别指出侯君集、杜正伦有宰相才，使他们受到李世民的重用。
为取得山东集团的支持，维护统治，位居九五之尊的李世民不断遭到臣下的“犯颜”，而且要把不满深深地隐藏在心中。《贞观政要》全书记载的李世民与魏征等臣子所论之事，大抵为居安思危、如何守成之说。这恰恰是李世民稳定局面，由乱入治所需要的。
李世民深知，隋炀帝处处专断的一言堂，虽“劳神苦行，未能尽于合理”，结果葬送了隋王朝。前车之鉴也使得李世民必须听到不同的意见。更何况魏征的多数谏辞，除有居安思危成分 外，还可起到抬高李世民声威的作用。
然而在重大实质性问题上，李世民就独断专行，不会接受魏征的谏言，魏征亦多取回避之法。魏征的聪明，就在于他看到了李世民虚心求谏、重用人才的表象后面隐藏着本身固有的疑惧、残忍及独断，也看到了李世民急于在众人面前刻意修饰自己，以掩饰自己杀兄逼父之非。这些从贞观时期李世民的言行中可以清楚看出。
而李世民后期由于功德圆满和对山东集团的成功打压，所以杀掉侯君集、逐杜正伦。对魏征， 也在他死后“罢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
此时二人的关系才从“求谏”、“直谏”的重重迷雾之中露出了原本互为所用的实质关系。
6、李世民吃李渊的，乳！《资治通鉴・唐纪七》写：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李渊叫来李世民，教育他说：“近些日子以来，我几乎出现了曾母误听曾参杀人而丢开织具逃走的疑惑。”李世民跪了下来，伏在高祖的胸前，吸吮高祖的，乳，头，长时间地放声痛哭。）
唐太宗李世民竟然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是这个爹年轻时对于子女确实有过哺乳行为，但这不是李渊的个人爱好，是一种上古遗风（也有人说是胡风）。
可能在唐代时已经成了一种仪式，所以李渊李世民当堂做这个动作并不觉得为难。
当时唐代应该还有这种男性哺乳的风俗（至少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因为根据当时房千里《异物志》里记载：獠妇生子即出，夫惫卧，如乳妇，不谨则病，其妻乃无苦。
在唐代，是少数民族行为，众所周知，少数民族群体很大一部分还处于原始部落时期，唐代就更别说了，可能更明显。而传统的汉家学者不认为自己的历史上有“产翁”，也就是说都是母亲养育，妇女坐月子，男人是不能坐月子的。所以也有人以此推测李家是胡人，还没开化。
一个风俗习俗的演变不是一朝一夕而成，从梁到唐是慢慢演化的，所以说李世民亲李渊的，奶，头，不是变态，是一种示弱，是让父权得到承认，让爹有爹的面子，修复关系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在当时应该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虽然正史很少记载，但是足以说明并不突兀。何况李渊长得确实奇怪，因为有三，个，乳，头，试问谁不想亲亲有三个乳头的爹！
李世民的胡人习俗与众不同，也不能够按照传统的汉人习俗去推理他。
7、李渊的，乳李渊的，乳，头，《新唐书・高祖本纪》里记载：仁公主高祖于长安，体育三乳。
用现在的常识看就是畸形啊！但是史书上就这么傲娇的记录了！
传言，周文王身有四乳！著名野史著作《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这不就是一怪物吗？
除了《史记》之外，《淮南子・修务训》、《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都有记载。其中《宋书・符瑞志》还将天下归心归结为文王四个乳头的功劳。
所以一个心狠，手辣，能屈能伸，有着剽悍习俗信仰的李世民，做一点点杀人的事情，霸占兄弟妻女的事情，也不足为怪，明君的故事让官员多写写不就搞定了，反正历史也就那么回事。
毕竟李世民也是一个俗人，或者说是一个更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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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艰苦朴素的隋文帝？
隋文帝杨坚在位有24年，是古代封建社会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在他为政期间，做出了许多成绩，但在晚年也有做了荒唐的事。
他的一生有功有过，但是功大于过，他带来了开皇盛世的光辉，其功绩甚至可以和秦始皇相媲美，值得载入史册。
一、先来看看隋文帝为政期间取得的巨大成就隋文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270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隋朝的统一意义重大，使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在一个朝廷统治下统一起来，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让百姓的生活变得安稳。
同时还消除了解决了南北经济交流的阻碍，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具有促进作用。隋文帝励精图治，实现国家统一，他功不可没。
隋文帝推行了政治经济改革，开创了封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新阶段。隋文帝建立隋朝以后，不仅收拾了北周留下的烂摊子，隋文帝还为了振兴国家，实现长治久安，对存在很久的各种弊端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隋文帝主动总结了两汉至南北朝中央官制的经验，实行了三省六部制。在地方行政上，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裁汰了多余的、没用的官位，让机构变得精简了，这既节省了朝廷的开支，同时也提高了各部门的行政效率。
建隋以后，隋文帝继续实行府兵制。府兵制下的军人也是农民，让兵农合一，寓兵于农。这个重大的改革节省了军费开支，又为社会增加了劳动力，更有利于防止府兵将领拥兵自重，可谓是一举多得。
《开皇律》是对前代封建法律的总结，对后代封建法律影响很大，《唐律》就是沿袭《开皇律》而来。
隋文帝在开皇年间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了科举制度，通过分科考试来选拔官吏。在科举制度下，选任官吏更看重的是才学，而不重视你的出身有多显赫，因此，这为普通的知识分子创造了条件。从隋唐至清朝末年，科举制度足足维持了1300年之久，影响非常大。
隋文帝还改革了均田制度、赋役制度，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促进了商品的流通。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也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所以隋文帝是古代杰出的改革家，他励精思政，任贤纳谏，出现“开皇之治”，让隋朝的国力强盛了起来。他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把古代社会推向了新的阶段。
二、 虽然隋文帝为政期间成就巨大，但是他在晚年也有荒唐的地方1、隋文帝晚年容易猜忌大臣，并且做出的处分非常苛刻，制造了一批冤案。
在隋文帝晚年时，他会把与自己意见相悖的大臣视为违抗旨意，然后就会对这些大臣加以责罚。这里有个例子，比如内史令李德林，因为讨论是否尽诛北周皇族问题时，他的意见和隋文帝提出了的意见不一样，最终导致了李德林过了十年，他的品位都没有加。
在开皇十年，李德林又因上谏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被隋文帝随便找了个借口，把李德林出为州刺史。隋文帝十分痴迷于用惩罚的手段来驾驭大臣，当然，大臣有过失，确实会严惩这也是整肃吏治的手段。
可问题就在于隋文帝经常小题大做，就算大臣的过错很小，但是最后受到的惩罚是严重的，这其实并不符合当时的法律，而这也打击了一大批功臣和将吏。
比如大将军贺若弼就很憋屈，他战功卓著，可是却未被重用，然后他就心有不满，最后隋文帝直接罢了他的官，甚至过了几年后又找个借口把贺若弼关进了监狱，隋文帝的这个做法确实太过严苛了。
此外，如果有大臣有功，隋文帝还常怀猜忌，这就使得君臣关系疏远，可是隋文帝又经常听信谗言，迫害许多功臣。比如司徒王谊有战功，可是隋文帝却不任用这个功臣，并且有人诬告王谊谋反，而隋文帝直接在开皇五年就处决了这个功臣。
除此之外，元谐、虞庆则、王世积等大臣都有战功，隋文帝听信谗言后，也都以“谋反”罪处决了这些功臣。所以，因为猜忌和听信谗言，被隋文帝诛杀的功臣并不在少数，而这与他宣布的任贤方针是截然相反的。
2、隋文帝晚年刑罚严酷，时常颠倒黑白，任用奸佞为政。
隋文帝在晚年的刑罚是越来越夸张。由于合川仓发生7000石粟被窃事件，他就制定了酷刑，可是盗贼依然猖狂。所以到了开皇十七年，隋文帝又颁重法，谁偷盗超过了一钱，就会被斩首于市街。
顿时，这让天下百姓恐慌。此后，他又定制，凡是行署取一钱以上，如果发现别人偷盗而不揭发的，也会被牵连处决。
隋文帝晚年喜怒无常，对大臣的惩罚也不按照法律。在一次元旦的朝会时，一些武官的衣帽和佩剑没有弄整齐，如果御史没有提出弹劾，隋文帝就下令将御史斩首。
如果还有大臣上来劝阻的也是一样的遭遇。甚至如果衙门庭院的杂草没有清理，都会被斩首，而且还是隋文帝亲自监斩。
隋文帝晚年的这个做法使开皇政治走向黑暗，并且他在用人上也有重大失误。开始皇十九年，隋文帝重用奸佞杨素为宰相，让他执掌朝政，如此颠倒了黑白，混淆了贤愚，是他的错误。
而被罢黜的高颎当了宰相近20年，也是开皇年间的第一功臣，甚至还有史书把他比作西汉的萧何、曹参，可见隋文帝的确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3、隋文帝晚年易立太子，造成了朝廷的内乱。
在开皇二十年，隋文帝废黜了太子杨勇，反而立次子杨广为太子，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杨广是什么样的人物？相信大家也是有些了解。
杨广是历史上最残暴的帝王之一。而杨勇宽仁和厚，在开皇之初被立为太子，取得了一些治国经验。杨勇尽管不是顶尖的人才，但他也比杨广好太多。
隋文帝直到驾崩的时候，才算是知道了杨广的真实面目，以至有“枉废我儿”和“独孤误我”的后悔话。
在原太子被废的过程里，杨广勾结新的丞相杨素，而隋文帝并没有发觉，他还对杨素等人对杨勇的谗言言听计从，最后下了废立的决心。所以说，杨勇被废其实是杨广和杨素共同策划的、被隋文帝批准的一起冤案。
由于隋文帝实行废立，牵连了一大批大臣，制造了更多的冤案，加剧了统治集团的矛盾，也给人民带来了灾难。
最后，暴君杨广和大奸似忠的杨素专掌朝政，让隋文帝的统治出现了危机，变成了孤家寡人。隋文帝被杨广和他长期重用的杨素杀害，落了一个可悲的结局。这是他晚年不能知人善任造成的。所以，隋文帝的晚年确实很荒唐。
结语隋文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延续了270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统一了华夏。他还开创了中央集权制度的新阶段，影响后世1000多年之久。在他统治时期，出现了“开皇之治”的盛况，是历史上著名的治世。
纵观隋文帝的一生，虽然他有猜忌臣下的弱点，以及他在晚年做了许多荒唐的事，但是他的成就依然占据了主体地位，不影响他作为封建社会杰出政治家的历史地位，也掩盖不了开皇盛世的光辉。
皖南在太平军与清军的拉踞战中起什么作用？
太平天国战争中，皖南是“用奇”之地。
皖南战场的范围关于皖南、皖北的划分，历来未有定论。
以安庆为例，历史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曾属于皖南道（或行署），也曾属于皖北道（或行署）。
就太平天国历史而言，提及皖南战场时，通常所指的范围为：徽州、广德、池州、太平、广德。太平天国战争中，安庆等沿江地带与皖南的战略职能截然不同。
安庆等长江沿线，是大兵重集的主战场。
皖南，既不是安庆、武昌这样的沿江要地，也不是苏浙这样的财赋重地。清军和太平军都没有余力派主力进行争夺。
但是，皖南处于皖北、天京、江西三个主战场的结合部，适合用奇。
同时，就统属关系而言，安庆失守后，皖南、皖北的联系被切断，大清将皖南由浙江协管。
因此，不论从任务特点，还是从战区统属上来看，皖南战场与安庆、庐州战场，也是相互独立的作战区域。
天京事变前：以少制多的用奇之地太平天国的主战场分布在两个区域。
上游，太平军与湘军在湖北、江西来回拉锯。下游，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
此时，谁可以找到“以少制多”的关节点，谁就可以占“便宜”。
大清江南大营的向荣，首先把目光投向了皖南。
芜湖，是天京的咽喉。清军控制芜湖，就可以截断长江上游物资运往天京。
在得到红单大船后，向荣开始攻略芜湖。
事实证明：正是江南大营对芜湖的威胁，使杨秀清投入数倍于清军的兵力于芜湖、天京战场，不断从皖北战场抽调兵力，才使庐州得而复失，皖北战局反复拉锯。
当然，杨秀清也不是善茬，他也决心在皖南“以少制多”。
杨秀清控制皖南部分沿江要点，随后，派少量兵力虚张声势，不断侵扰江西、浙江。
“数月以来，百事不修，专为防堵，心力俱瘁”——何桂清。为了防堵太平军神出鬼没、虚实难测的威胁，大清在宁国府驻兵竟有万人，徽州也有五、六千人。同时，在浙江境内，也多留兵马。
太平军以少数兵力外线机动，牵制了大清军队，极大地减轻了江西、天京战场的压力！
最后，石达开回援天京时，也在宁国留下少量兵力牵制清军大部，然后，自率大军回援天京，配合其他军队一起，一举解天京之围！
太平天国“短暂复兴”的“奇变之地”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元气大伤。
此后，太平军不断丢失领地。湖北、江西等地接连丢失。从湖北、江西战场撤离的军队都收缩到了皖南地区。
于是，皖南就成了太平天国的“藏兵洞”。
而太平天国的短暂“复兴”，也是从这个“藏兵洞”开始做文章的。
苦于无兵的李秀成，先是整合“藏兵洞”皖南地区的部众，与皖北的陈玉成分进合击，先取庐州，稳定西线，又一举东进，大破江北大营！
当然，最“奇巧”的一次，是破江南大营的“围魏救赵”。
李秀成领军从皖南进攻浙江。清军一片惊慌，急忙从江南大营调集兵力往杭州等地支援。
随后，李秀成紧急回军，一举大破江南大营！
大破江北、江南大营，太平天国短暂的“复兴”，正是在皖南“用奇”。
安庆围困战、天京围困战：用奇与“打呆仗”的较量趁着太平军攻略苏浙，曾国藩从上游围攻安庆，开始了步步紧逼。
太平军的对策，仍然是“用奇”。
太平军兵分两路，李秀成出皖南取道江西，与江北的陈玉成会攻武昌，准备再次“围魏救赵”。
还没出皖南，李秀成就抓住了曾国藩这条“大鱼”——直逼祁门大营！
可惜，李秀成被鲍超小挫后，继续“用奇”，跑到江西去了···
随后，李侍贤、杨辅清、刘官芳等人先后率大军来祁门大营围攻，就是打不下！
可以说，皖南，原本可能成为太平军解安庆之围最好的机会。可惜，太平军指挥不统一，作战意志不坚决，没有把握住机会！
在随后的天京围困战中，皖南依然是太平军“用奇”解围之处。
在雨花台大战直接解围失败后，李秀成采取“进北攻南”的用奇策略。
其中，“攻南”，就是攻皖南，截断清军围攻天京部队的补给。
可惜，太平军这次失算了。湘军在皖南兵力雄厚，太平军屡战无功！
损失惨重的皖南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皖南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蒙受的损失是最为惨重的。
徽池宁国等处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曾国藩。由于长期征战，僵持不下，该地连年战乱。
太平县，出现了有人以人肉买卖的现象。太平县还发生瘟疫，逃亡外省的百姓十回五六，到家后不久死于加重。
到皖南战事打到最后时，当地粮食早已枯竭，太平军甚至要“远征江西”去找粮食！
堂堂产粮大区，居然被战乱破坏到如此地步！
总的来说，就战区特点而言，皖南是一个用奇之地。有军事素养的太平军将领往往利用此地出奇制胜。
但是，在我们津津乐道良将贤臣们的奇谋妙策时，我们更不应忘记那些黄茅白骨！
从唐中期到清乾隆年间？
历史上的新疆，被称为西域。汉朝时期，人们将河西走廊西北之外的区域统称为“西域”，意思是西边的土地。广义上的“西域”包括今天的新疆、中亚、西亚、欧洲等；狭义上的“西域”则指的是天山的南北地区。
汉朝以来，西域就被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此后的两千年中，西域的局势动荡变幻，直到清朝时期，最终确立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主权。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唐朝开始进入西域。随着西突厥的分裂，昔日归附它的小国开始纷纷脱离。伊吾投靠唐朝后，成为了西伊州；唐太宗灭了高昌国后，在其境内设置了西州和安西都护府。浮图城的叶护背叛西突厥后，投降唐朝，唐太宗在此设置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这里成为了后来北庭都护府的驻地。唐朝在控制了南疆地区后，将安西都护府驻地迁到了龟兹（今新疆库车），并在龟兹、焉耆、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座城堡建立了军事据点，史称“安西四镇”。至此，关西三州和安西四镇成为了唐朝经营西域的据点。唐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对西域的经营达到了全盛时期。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迅速衰退，由全盛跌入低谷。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逃往成都，太子李亨随即在灵宝登基，即为唐肃宗。为了平叛，唐肃宗调集西北边防军勤王，在安西、北庭、陇右、河西四地只留小部分军队驻守外，绝大部分边防军被调回内地，回防关中。除了边防军，唐朝还征发西域诸国的兵力帮助平叛，另外阿拉伯帝国还派兵三千协助唐朝平叛，这三千多人后来大多留在了唐朝内地。大批西域边防军被调往内地，对平定安史之乱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极大的削弱了唐朝对西域的控制。当时西域主要有三股势力在相互争斗，除了唐朝之外，还有吐蕃和阿拉伯帝国。随着唐朝在西域防御能力的衰退，这为吐蕃和阿拉伯帝国提供了入侵的时机。但是阿拉伯帝国并没有趁机东进，而是派兵协助唐朝平叛。这说明阿拉伯帝国无意或者无力进入葱岭以东的地区。为了平乱，唐朝不但撤回了西域安西和北庭的边防军，也调回了陇右和河西原本防备吐蕃的军队。对于吐蕃来说，与其舍近求远进攻西域，还不如就近攻占陇右、河西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西域反而得以保全。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吐蕃攻陷河西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等地。到了唐代宗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吐蕃已经攻陷了除沙州以外的整个河西走廊地区。至此，驻守西域的唐朝边防军与内地断绝了联系。虽然他们兵力不多，但仍然坚守着西域。在这期间，西域发生了两件影响其历史进程的大事，一件是回鹘汗国的西进，一件是葛逻禄的南下。回鹘，又名回纥，原本是依附于东突厥的游牧部落联盟。唐玄宗开元末期，随着漠北东突厥的逐渐衰落，回鹘势力逐步兴盛。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鹘首领骨力裴罗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建立了回鹘汗国，占据了漠北草原，取代了东突厥成为了漠北草原游牧部落的共主。安史之乱爆发后，回鹘还出兵协助唐朝平叛。之后，回鹘汗国的势力开始向西扩张，到达了东突厥和西突厥传统分界线金山一带。原本居住在金山附近的葛逻禄部落，在回鹘不断袭扰下，开始向南迁徙。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年至公元779年），南下的葛逻禄部落逐渐占据了原来由突骑施部落控制的西突厥十姓故地。由于唐朝在西域的守军兵力有限，只能孤守军事据点。所以，葛逻禄部落很快就征服了突骑施部落以及西突厥部众。此时的西域形势是，阿拉伯帝国控制着葱岭以西地区；安西四镇和北庭以及西州继续由唐朝守军掌控；吐蕃则占据伊吾、河西走廊以及陇右地区；回鹘汗国则占据了金山以东的漠北草原。由于吐蕃切断了西域与内地的交通，西域的唐朝守军和长安的交流只能改道，经由北庭，然后通过回鹘控制的回鹘道直达长安。为了方便和长安联系，安西四镇和北庭不得不暂时归附回鹘汗国。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吐蕃联合葛逻禄攻陷北庭，西域唐朝守军与内地联系的最后通道被彻底切断，此后，唐朝内乱频繁，再也没有恢复对西域的统治。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吐蕃攻陷唐朝守军在塔里木盆地的最后一个据点。从此，汉人的军队在清朝以前近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踏上西域的土地。北庭之战后，吐蕃又相继攻陷了于阗、西州，包围了唐朝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至此，原本由唐朝控制的西域重镇，大多落入了吐蕃和葛逻禄手中。葛逻禄在吐蕃的支持下继续东进，一举攻占了由回鹘占据的浮图川。随后，回鹘发起反击，从吐蕃手中夺回了北庭，使得回鹘在西域有了一个落脚点。紧接着，回鹘又攻占了龟兹，使天山南北两个战略要地都处于回鹘势力的控制之下。之后，回鹘又控制了西州。在回鹘保义可汗时代（公元808年至公元821年），回鹘实际控制着天山北部的北庭和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西州以西，疏勒以东地区。随着回鹘势力的向西扩张，吐蕃在天山东部地区接连遭受重创，被迫退至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至此，在葱岭以东形成了回鹘与吐蕃南北对峙的局面。塔里木盆地以北的天山南北地区由回鹘控制，而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则被吐蕃占据。归附吐蕃的于阗王国，仍然是吐蕃统治西域的一个重要据点。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鹘将军句录莫贺勾结黠戛斯，灭了回鹘汗国。之后，回鹘诸部大致分为四支从漠北向外迁徙。一支为近可汗牙帐的十三姓，拥立乌介特勤为可汗，南迁依附唐朝，这一支属于回鹘汗国的延续。一支回鹘部落从漠北迁出之后投靠了吐蕃，成为后来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的主体。还有两支回鹘部落西迁，一支投奔 “安西”， 散居于天山中部地区。这一支又分为西州回鹘和龟兹回鹘两部分，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即高昌回鹘王国。另外一支在庞特勤的率领下进入七河地区，降服葛逻禄之后，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其领土最初只有七河地区，以后又归并了伊犁河谷、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地区。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吐蕃政权瓦解，被吐蕃统治半个多世纪的于阗王国获得了独立，尉迟氏下族掌握了于阆的实际统治权。于阗王自称唐朝宗属，并随唐朝国姓为李。唐昭宗光化四年（公元901年），于阗与敦煌的沙州归义军政权建立了联系，于阗王李圣天甚至还娶了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女儿为王后。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公元938年），于阗王李圣天派遣使臣出使后晋，后晋高祖石敬瑭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国国王。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时的西域处于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和喀喇汗王朝并存的局面。这一年，喀喇汗王朝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突厥语民族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从此，西域地区进入了伊斯兰文化时代。北宋建立后，高昌回鹘以西州外甥的名义向北宋朝贡，这是因为唐朝时相继有唐朝公主下嫁回鹘，因此回鹘一直尊唐朝为舅，而唐朝每次给回鹘的诏文中也称其为外甥，这一惯例一直延续到北宋。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于阗王李圣天派遣使者向宋太祖表示祝贺和归属之意，并进贡各种玉器等。此后，两国之间的使者、僧侣和商人往来频繁。喀喇汗王朝在木萨汗统治时期，开始对于阗王国发动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宗教战争。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前后，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最终征服了于阗王国。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喀喇汗王朝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其中西喀喇汗王朝主要位于中亚一带，东喀喇汗王朝主要位于七河地区。公元907年，随着契丹民族的兴起，中国北部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朝，即辽朝。辽朝称霸于亚洲东部，影响远及欧洲。在穆斯林文献中，经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而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则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宋徽宗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辽朝在存续了200多年后，被北宋和金国联合消灭。就在辽朝覆亡前夕，契丹贵族耶律大石进入漠北，建立新的政权。之后又率部西征，先后征服高昌回鹘王国、东喀喇汗王朝、西喀喇汗王朝以及花剌子模国，建立起强大的西辽帝国。耶律大石死后，历经萧塔不烟、耶律夷列、耶律普速完三代君主后，到了耶律直鲁古时期，西辽国力走向衰落。与此同时，蒙古逐渐崛起。南宋宁宗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花剌子模国在怛罗斯击败西辽，曾归附于西辽的属国纷纷独立。次年，流亡于西辽的蒙古贵族屈出律，夺取了西辽的政权。随着蒙古时代的到来，成吉思汗铁木真及其子孙，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了几乎整个亚洲大陆和东欧地区。西域在这一时期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南宋宁宗嘉定十年（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出兵进攻屈出律，西辽国灭亡。随后，蒙古在西域建立了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南宋理宗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的孙子海都建立了窝阔台汗国，其疆域包括原乃蛮部的领地和原西辽的部分领土，即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海都去世之后，窝阔台汗国逐渐衰落。元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立国58年的窝阔台汗国灭亡，是蒙古四大汗国中寿命最短的，元朝和察合台汗国瓜分了窝阔台汗国的领地。此后，察合台汗国长期统治着西域和中亚地区。成吉思汗西征回师后，他的次子察合台并未随之东归，而受命留在西域，成为镇守回回之地的亲贵诸王。早期的察合台汗国并不是一个独立于蒙古帝国的汗国，新可汗一般要经由蒙古国大汗指定。察合台的长子八刺是最后一位经由蒙古大汗指定的察合台可汗，此后察合台汗国逐渐脱离蒙古帝国的的控制，其新汗不再由蒙古国大汗指定。察合台汗国最盛时，其疆域东至吐鲁番、罗布泊，西到阿姆河，北达塔尔巴哈台山，南越兴都库什山，包括阿尔泰至河中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大片地区）。蒙古帝国虽然通过征战扩大了疆域，但是由于推行分封制以及没有确立继承人制度，使得诸子争夺汗位的斗争十分激烈，导致蒙古帝国很快分裂。然而，蒙古并未停止其分裂的历史。由于蒙古族分封制和氏族制的残余，使得蒙古各部无法建立长久稳定的集权统治。元泰定帝三年（公元1326年）至元惠宗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的二十年间，察合台汗国内战不断，最终导致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内乱不断的西察合台汗国被帖木儿建立的帝国取代。东察合台汗国的主要疆域就是今天的新疆一带，国都位于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霍城县）。在秃黑鲁帖木儿汗统治时期，东察合台汗国国力强盛，占据了东连哈密，西至撒马尔罕的广大土地。明景泰帝七年（公元1456年），东察合台汗国又分裂为两部分，东部以吐鲁番及汗国北部草原为中心，建立了吐鲁番汗国；西部以天山南部的哈实哈儿（今新疆喀什）等地为中心，逐渐演变为叶尔羌汗国。此时，大批的蒙古人开始定居生活，伊斯兰教得到深入传播。叶尔羌汗国和吐鲁番汗国的蒙古人逐渐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最后基本上都融入了维吾尔族。维吾尔族完成了全民族的伊斯兰化过程，随后发展壮大，形成了一个近代民族。这一时期，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也逐渐发展形成为近代民族。此后，漠西蒙古进入西域，明朝时称其为“瓦剌”。漠西蒙古主要由五大部组成，分别是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准格尔部以及辉特部，其中盟主是和硕特部。明穆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吐鲁番汗国瓦解，漠西蒙古趁机迁徙到了天山北部地区。就在皇太极在东北建立满清政权之际，位于西域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也逐渐强大起来，成为漠西蒙古的盟主。在准噶尔部的排挤下，漠西蒙古的土尔扈特部西迁到了伏尔加河一带，和硕特部则南迁至青海，建立了和硕特汗国。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噶尔丹正式建立准噶尔汗国。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叶尔羌汗国内部伊斯兰教派发生权力斗争，白山派和卓（伊斯兰教对有威望的人尊称）阿帕克勾结噶尔丹汗国南下，杀了叶尔羌汗室成员，叶尔羌汗国灭亡。至此，准格尔汗国统一了西域。之后，噶尔丹多次率军攻打哈萨克汗国，夺取了七河地区，准噶尔汗国迁都伊犁。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噶尔丹攻入漠北，到达了乌兰木通。随后，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击败噶尔丹，将喀尔喀蒙古纳入清王朝的版图。噶尔丹的长子策妄阿拉布坦发生政变，噶尔丹服毒自杀。策妄阿拉布坦即位之后，击败哈萨克汗国，占据了额尔齐斯河一带。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准噶尔汗国攻入西藏，杀死和硕特汗国的拉藏汗。康熙皇帝派兵进入西藏平叛，将准噶尔势力赶出西藏。随后，康熙皇帝派清军进入西域，攻陷乌鲁木齐，准噶尔大汗策妄阿拉布坦急忙向沙俄写信求援，并表示希望举族迁移到沙俄境内避难。就在此时，康熙皇帝驾崩，准噶尔汗国危机解除，又苟延残喘地存在了50年。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青海的罗卜藏丹津在准噶尔的支持下，发动政变，雍正皇帝派兵平定了叛乱，之后青海地区被纳入了清王朝的版图。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准噶尔大汗策妄阿拉布坦去世。从此，准噶尔开始走向衰落。先是哈萨克汗国攻占了七河地区，随后，沙俄又占据了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乾隆皇帝派兵攻入伊犁，准噶尔汗国投降。第二年，准噶尔复叛，乾隆皇帝再次派兵平叛，这一次，直接灭了准噶尔汗国。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叶尔羌汗国的残余势力大小和卓在南疆复国，乾隆皇帝出兵平叛，最终将南疆地区纳入清王朝的版图。之后，乾隆皇帝设置伊犁将军府，统管西域，并将西域改称为“新疆”。至此，西域在脱离中原大一统王朝一千多年后，重新回归中原王朝的版图。该如何评价张巡？
为了守城选择吃人，张巡值不值得尊敬。假如我是张巡，作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会选择怎么做？
要么向安史叛军投降。在免受吃人的骂名的同时，可以换取一定的荣华富贵。至于卖主求荣的骂名，相比吃人的骂名则远远小得多，况且安史之乱中变节者众多，人们又何至于揪住我一人不放，骂名早晚会湮灭在历史长河中。
要么拼尽全力战死沙场。如此一来，不仅可以避免吃人骂名，从而还可以赢得忠臣良将的名声，为后世敬仰。即使不为后世敬仰，又有何妨呢。再或者弃城逃跑，上无变节骂名，下可苟全性命，大不了忍受一顿懦夫的指责鞭斥。
总之，不论我怎么做，一定不会背上吃人的千古骂名。
那我这么说，是不是等于从反面辩解说，我支持张巡为了守城而吃人的行为，并不是。张巡的行为，说好听点，这是违反了 人类底线，说难听点，则是丧心病狂至极。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是我面临着，被张巡吃掉的情况，我会心甘情愿的接受吗？答案再肯定不过，万万不能接受。那好，再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换作你是张巡，置身于当时他所面临的局面，你又将如何抉择？请问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你还会有站在局外人的角度，那般的轻松吗？张巡死守的睢阳是江淮的门户，后方一马平川，叛军一旦攻陷睢阳，将会长驱直入。江淮一旦不保，朝廷将失去东南财赋和兵役来源，朝廷的经济命脉就会被掐断，再也无力回天。巡蔽遮江淮，沮贼势，天下不亡，其功也。”史书上记载，叛军拿下潼关以后攻破长安，在城中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一时间，长安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近二百万人口的京畿地区，在叛军的劫掠过后，竟仅剩不足千户人。从此，繁华无尽的长安变成了一座豺狼出没的废墟。试想如果睢阳失守，叛军席卷而下，不知后方的千万江淮百姓，会遭遇何种灭顶之灾。正是凭借张巡的苦苦支撑，赢得了至关重要的两个月。从小了说，唐王朝能够早日平定安史之乱，继而避免了更多百姓遭受战争涂毒。也早日避免了因战乱带来的饥荒，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易子相食的惨剧。战乱一日不停，便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无辜百姓被卷入战争。
往大了讲，顶住和遏制了叛军的南下攻势，为最终反击和消灭叛军提供了支点，得以平定安史之乱。可以说，如果没有张巡的睢阳保卫战，就没有大唐此后一百五十年的江山社稷。这种说法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并且在古代，食物往往都是优先供应给军士。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即便是身为守城的军士，尚且无粮可食。城中百姓又能有什么食物？其情况可想而知。
哪怕百姓能够坚持住，可到了城破之日，以叛军的秉性，他们会放过这些百姓吗？手无寸铁的百姓又能如何自保？
叛军作为邪恶一方，屠城吃人便是理所应当？张巡作为正义一方，守城吃人便是丧尽天良？我不服。张巡吃人的行为自然是罪无可恕。不过，因此将其否定的一无是处，描述的罪恶滔天一般合适吗？
当初在长安城里屠戮婴孩和全城百姓，造成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叛军，不应该才是千夫所指，最应该为人所唾弃的吗？
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点，张巡吃人的行为是否是情非得已，是否是万般无奈之举，不必深入追寻。
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张巡此举，绝不是为了自己的苟活。不然，何以有陆游“忧愤张巡嚼齿空”的感叹。
有些人啊！尽可以用高高在上的姿态，一身轻松地辱骂张巡的残忍之举。然而，在张巡吃人的悲剧后面，更有着一群无耻之极的首恶和帮凶。张巡弹尽粮绝的之前和之后，数次向周围援军求以救援，却无一人伸出援手，眼睁睁看着吃人的悲剧发生。他们难道没有责任？
是谁沉迷享乐任由奸臣当道？由此引发安史之乱，叛军挑起战乱之祸，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是谁手握重兵，却不能保一方百姓安宁，陷在自身利益里无法自拔见死不救？如果他们都能够像张巡一样，不仅可以避免吃人那样的惨剧，而且极有可能早日平定战乱。
与那些望风而降，置百姓于不顾，任由叛军屠戮祸害的官员而言，为何要如此鞭斥张巡。既然要批判张巡，首先不能放过昏庸的统治者。从昏庸的统治者到安史二人，他们是没有犯下吃人的禽兽之举，但谁能告诉我说，他们的罪恶比吃人轻？
最后，我想说，无论张巡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其吃人的行为永远无法接受。但同时，我希望多一份对于这位英雄的理解，不能一味的只有指责。在我眼中，张巡无愧为铁骨铮铮的汉家男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