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运(壮族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民族)

2023-09-05 63阅读

东亚运,壮族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民族?

壮族是个让人敬畏的民族,他们热情好客、能征善战外且最喜欢唱山歌,男子嗓音浑厚嘹亮,女子歌声空灵清脆,著名的刘三姐更是让全国人民家喻户晓。

壮族人民有句谚语“只要留得嘴巴在,不死还要唱山歇”,这句话就能体现出壮族人民是多么喜欢唱山歌了。

东亚运(壮族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民族)

但除了喜欢唱歌喝酒跳舞外,壮族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民族?

这里我就来为大家详细说道说道。

历经多次民族融合后才形成了壮族。

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其先民是古代时期的百越族群,壮族的称呼也是因为族群的迁徙而改变,除了壮族的称呼外,还有布爽、布壮、布侬、布曼等20多种叫法。

在古代中国的南方,有西瓯、骆越为代表的百越,之所以叫“百越”,就是很多“越”意思,所以这不是一个纯血统的民族,而是许多分在在四周的部落。在这里部落中都有自己的文化和图腾,如龙图腾、蛇图腾、牛图腾等等。到后来,随着民族的人口越来越多,部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广泛,而某些群体因逃避战乱而融合在一起,经过多年的文化融合后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命运体,而后就形成了一个这样能歌善舞的民族。

壮族不以血缘来区分民族性质

(文山州境内壮族人民)

国家在划分民族时,各项的指标都是从文化性质出发的,并不看血缘,因此中国没有因血缘关系而形成的民族。如壮族人在广东定居久了,风俗习惯融入到广东地区,基本就会被划分到汉族;而北京人如果在壮族定居,也改变了自己的风俗习惯,那么他也会被划分为壮族,这是在之前划分少数民族时就已经形成了这个方案。

以稻谷作为民族主要文化

在古代别的少数民族还在打猎、捕鱼时,壮族百姓就已经掌握了种植野生稻的技术,而后以生产水稻为主,形成了丰富的稻作文化。壮族的稻作文化历史久远,这从他们生活、祭祀、饮食方面就能看的出来,如:

(平安壮族梯田稻作文化)

与农业相关的远古图腾,青蛙、牛、蛇;

因稻谷丰收而产生的各种祭祀活动、节日习惯、歌舞活动等;

丰富的稻谷文化孕育出各种饮食习惯,糯米粉、米粉、糍耙、酿酒;

壮族拥有其他民族没有的民族特色

华夏文明发展了几千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也融合了几千年,从汉族、壮族再到瑶族等都营不再是单纯的原始民族了,这起发展的过程中都在互相借鉴、相互影响。其民族特色也是别具一格,如山歌、绣球、壮锦、五色糯米饭、大粽子等等各种节日活动。

热情好客、豪气大方的壮族人民

“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壮族人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直爽,他们好客大方,喜欢以酒会友,这也是因为他们的酒量都很好,而独有的劝酒礼仪也让游客们个个都是面红耳赤。

壮族人的豪爽耿直,不只是喝酒方面,他们即使再穷,但自家的土鸡、糯米基本不卖,这些东西放在那里只为了招待客人、朋友。所以你出钱,他们会生气,但如果你是好朋友,他们不收一分钱也要强塞给你。

作为一个骁勇善战的少数民族,在国家有难时他们从不退却,从抗击法军、太平天国运动、国民革命、百色起义、援助越南、自卫反击等等,都能见到壮族人的身影,这是一个关系国家、情系国家的民族。

跟随时代的脚步前进

五十六个民族的统一、中国新时代的高速发展,汉文化几乎完全影响了壮族的民风、民俗。经济腾飞的同时,也让很多壮族的孩子慢慢淡忘了壮语,这也导致老中青三代出现了沟通障碍。但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没有一个壮族人民为会忘记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赶花街节)这个传统且盛大的节日。

(农历三月三,广西壮族文化节日)

对于壮族人民来说这一天不仅是传统的踏青,也是祭祖、祭拜盘古和布洛陀始祖的重要节日,在传说中,三月三是壮族始祖布洛陀的诞辰,这一天是无比的神圣和隆重的。

在这一天,人民会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参加祭祀活动,然后开始唱山歌、做游戏,表演节目,拼酒聊天。如果有人在这天去壮族游玩,会发现这里的生活丰富多颜,百姓热情好客,到处喜气洋洋。

现如今,壮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文山州境内,还有小部分在广东、贵州、湖南、四川等省份。他们虽然分布在中国各个地区,但保留下来的传统却未有太多变化,这或许是一个优秀的少数民族与生俱来的性格,一直保留着自身的文化。

壮族,一个优秀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有哪些冷知识比较有趣?

在“五一劳动节”时回答这个问题,那不妨把它变成一次“劳动者专场”。讲一讲中国古代史上,那些在煌煌史册里全无“存在感”,却凝结着历代多少劳动者心血,对历史有着重要意义的产业技术。

因为,比起那些在历史迷中间“人气”颇高的“帝王将相风流才子”们来,真正撑起古代中国千年强大地位的,正是这些强大“核心技术”,以及那些看似默默无闻,却把这些技术薪火相传的劳动者们。

缩影这些辉煌的,正是下面这些冷知识。

“冷知识”1:强国的“铁范”

汉朝一项知名的辉煌成就 ,正是技术爆表的冶铁业,比如那突破性的炒钢技术,“体魄”巨大的冶铁高炉,匠心独具的水排,各个领先同时代一大截。汉朝的军工生产也从此打了强心针,长安武库的装备,到西汉中后期时,就是清一色的“铁器化”。钢铁包裹的汉军,更是摁着老对手匈奴痛打,杀出“一汉当五胡”的震撼场面。

以与汉朝“齐名”的罗马帝国的叹息说:“没有一种钢能与来自中国的钢相媲美”。汉朝军队的铁刀铁甲等制式装备,倒腾到罗马后就身价暴涨,成了罗马人恨不得供起来的神兵利器。但比起这类“硬家伙”来,一件“小铁器”,却同样撑起了两汉王朝强壮的“肌肉”:铁范。

铁范,即冶铁时的铁制模具。这玩意放在今天常见,放在汉代却是“高精尖”。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用“铁范”铸铁,比欧洲要早至少1800年。有了这好模具,先前费劲费力的铁器,就能快速规模生产。但在两汉之前,迫于技术和成本,中国人的铸铁模具,还主要是“陶范”和“铜范”,“铁范”还十分稀少。

但在两汉时代,特别是在汉文帝“纵民冶炼”后,中国的冶铁技术大踏步飞跃,“铁范”也后来居上。今天全国各地的汉代冶铁遗址上,都有“铁范”出土,而且还有“白口铸铁”“麻口铸铁”“可锻铸铁”等各种类型。由于铁范的导热性更强,铸件的冷却速度加快,获得质量过硬的铁器?当然变得更快更容易。

汉朝冶铁壁画

应运而生的叠铸技术,更叫“铁范”有了更多的“花样”。叠铸,就是把许多相同的铸范叠合浇铸,一次生产多件物品。汉朝的出土铁范文物,相当多都是“叠铸范”,特别是放在铁农具生产里,多少构造复杂的铁制农具,都能以“叠铸”方式快速生产,新型的铁农具,就这样成为了汉朝农业生产的“主流”。一代代冶铁匠人,在这小小“铁范”上花费的心思,助推了汉朝的农村产业革命。

与之相呼应的,就是汉代高速飙升的农业产量。学者周国林曾保守估算,汉代的小麦亩产,已经达到了60公斤。而1300多年后的欧洲中世纪,英国的小麦最高亩产,也不过42公斤。正是这遥遥领先的农业生产,撑起了汉王朝追亡逐北的辉煌盛世。而小小“铁范”,更是其中的“幕后英雄”。

冷知识2:圈粉欧洲的扬谷扇车

明朝万历年间,西班牙人拉达造访中国,亲眼见识了中国东南农村的生产生活。他吃惊的发现,像给谷壳脱粒这么大的事儿,中国农民竟然不用簸箕,而是把谷子倒进一个“奇怪的机器”里,一顿猛摇就解决问题。这“奇怪的机器”到底是啥?拉达没说清楚,欧洲人也从此苦苦寻找。直到1700年,几名荷兰水手历经周折,终于把这台“奇怪机器”运到了欧洲,顿时引来轰动。

其实,这个叫欧洲人无比好奇的“奇怪机器”,就是中国农村一样常见物件:旋风式扬谷扇车。

当欧洲人还在苦哈哈用簸箕扬谷脱粒时,早在中国汉代时,专用扬谷的“风扇车”就应运而生。宋代时更普及到大江南北。宋朝大诗人梅尧臣的名句“去粗而得精,持之莫肯倦”,就是在称颂这个好物件。到了拉达造访明朝时,“风扇车”已演变成了“旋风式扬谷扇车”,加装了封闭的圆柱机箱和手摇曲柄,动能十分强大。近代许多西方物理学家也凑热闹,认为这个“奇怪机器”,是离心压缩机技术的雏形。

而放在当时,这个“中国农村常见物件”初来欧洲大陆,非但没水土不服,反而立刻爆发了强大效率,一天至少能够加工27立方米的谷子,顶上多少人拿着簸箕玩命好几天。于是短短几年间,“旋风式扬谷扇车”在欧洲火速蹿红,一开始还是欧洲各国的传教士们,削尖脑袋从中国买几台带回去,倒手就是暴利。后来许多欧洲专家匠师们也卷起袖子开工,各种仿制加改装,叫这件“扬谷神器”变成了多个“版本”,风靡欧洲各国。

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农村,就被这件“中国神器”,生生把生产率拉高了一大截。脑补下这个火热景象,对“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相信一定会有切身的体会。

“冷知识”3:六百年的“桥坚强”

中国古代建筑一项曾经的“短板”,就是造石拱桥。中国春秋战国至魏晋年间,罗马与波斯的石拱桥技术遥遥领先世界。诸如“法布里齐桥”“里米尼桥”等代表古桥,常年令西方学者倍自豪。但随着石拱桥技术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造桥工艺“化学反应”后,自隋朝年间起,中国石拱桥终于后来居上:“赵州桥”“卢沟桥”“广济桥”“宝带桥”等中国石拱桥,各个都是硬核技术含量,实力碾压同时代“国外名桥”。

卢沟桥

正如明代时西班牙人门多萨,在《大中华帝国志》里的感慨:“他们(中国人)可以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建筑来。”

而比起中国古代桥梁工匠们,对外来技术孜孜不倦的学习来。中国石拱桥的另一优势,更是超越历史:强大的基础设施。外国古代石拱桥的致命槽点,就是基础设施差。罗马波斯的古桥,常见桥基极浅,著名的伦敦桥,也是坐落在承重有限的木格构上。而中国的古代石拱桥里,相对“年轻”的灞桥(1337年重修),就足以缩影这优势。

比起“安济桥”“卢沟桥”来,“重修”的灞桥年头较短,六个世纪里桥身也多次加固翻修。但桥基却基本没动。直到1955年,工程人员挖开灞桥桥基后,却看到震撼一幕:灞桥每排的六根石柱,以及石柱下支撑的木桩,历经六个世纪却依然完好,照样可以继续做桥基使用。这超越六百年王朝更迭的过硬质量,堪称“桥坚强”。

灞桥

多少修桥匠人,这“桥坚强”般的良心操作,造就了历代王朝畅通的交通,搭起“大一统”国家的血脉。

“冷知识”4:被英国人“解剖”的大炮

16世纪起,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其先进的火炮技术,也把明清年间的中国军队吓了一跳。但至少明代中后期时,中国的铸炮匠人们,却还是底气十足:洋人的炮再先进又怕啥?咱的独家技术,保证能把各种“洋炮工艺”全消化:铁芯铜体技术。

铁芯铜体技术,即近代军工业里“复合金属炮技术”的鼻祖:即通过当时中国先进的手工业冶铸技术,铸炮时以生铁水浇铸铜壁,给火炮形成“双层炮管”。为何要如此操作?一是防止炸膛,通过“铁芯铜体”技术,火炮的抗压能力更强,炸膛率更低。二是增加效率,火炮的生产率加快,更重要的是降低成本,当时欧洲人铸炮,主要还是抗压强的铜炮,但铜炮成本太高,放在缺铜的中国,“铁芯铜体”却解决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不管多么先进的外国火炮工艺,凭着“铁芯铜体”技术,当时仿制出来的“中国版火炮”不但战斗力更强,且生产效率更快,轻松就能规模生产。放在军工发展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而明末清初年间,更成了中国“铁芯铜体”技术的顶峰。比如收复台湾的大英雄郑成功,其麾下以“铁芯铜体”技术生产的重型火炮,以清代大臣瑞麟的感慨说,杀伤力竟远远强于鸦片战争时的清军“新炮”。而掌握“铁芯铜体”技术的清王朝,也迅速组建了强大的炮兵部队,助推了“入关”后的大杀四方。

可以说,“明亡清兴”的历史,也恰恰是多少铸炮工匠“主宰”的。

而对于明清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来说,“铁芯铜体”技术却一度是高门槛。哪怕历经工业革命,英法等国的“复合金属炮”技术,依然进展有限。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终于从清军手里,缴获了新奇的“铁芯铜体”炮,其中的两门火炮,还被英军带回去剖开了研究,今天还躺在伦敦的伍尔里奇博物馆里。

也正是经过这番“解剖”,19世纪50年代时,西方国家也终于掌握了这个珍贵技术,而此时的中国,也已经陷入到落后挨打的泥淖里。此消彼长的全过程,足够让我们自豪,又有多少叹息与思考。

参考资料:刘鸿亮《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双层体铁炮技术的研究》、周国林《关于汉代亩产的估计》、吴孟雪《明清欧人对中国科技的介绍和应用》、曾国富《汉代钢铁冶铸业的辉煌成就》。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如果准备拿下委瑞内拉的话?

目前美国确诊人数已经超过50万,是全世界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美国的一些举动让人感到费解,先是征召100万的预备役,在到呼吁海外国民全部回国,接着解封大量坦克和重型火炮等武器装备,然后还联合22个国家在加勒比海展开扫毒行动,美国这些举动被认为是发动战争的前兆。

3月26号,美国司法部宣布以涉嫌“毒品恐怖主义”罪起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四位亲信,并且悬赏1500万美元缉捕马杜罗,悬赏1000万美元缉捕他的亲信们,加上美国之后的各种举动让很多人认为,美国即将要对马杜罗本人下手,有人认为美国有可能会像1988年抓捕巴拿马总统一样抓捕马杜罗。

1988年,美国出动特种部队潜入巴拿马,出其不意的抓住了巴拿马总统,并且将他带到美国接受审判,在此之前,美国以贩毒罪起诉了他,现在美国以贩毒罪起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难道真的想要对马杜罗下手了吗?这种可能很小,首先要明白一点,委内瑞拉不是巴拿马那种毫无抵抗的弹丸小国,美国想要派出特种部队成功抓捕马杜罗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搞不好会全军覆没。

想要抓捕马杜罗,只能发动战争把委内瑞拉的军队打垮后才有可能实现,但是美国目前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发动战争吗?显示不会的,对于美国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集中全部精力把国内的疫情控制住,否则的话,疫情拖得越久,美国就越有可能陷入衰退,这个时候美国发动战争结果会是加重国内的疫情,无疑是自寻死路的一种做法。

美国要是真的想对委内瑞拉开战,凭现在的军事力量,可以轻而易举的做到,根本用不着去解封大量的坦克和火炮,更用不着联合22个国家搞什么扫毒行动,美国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向委内瑞拉施压,简单说就是吓唬一下马杜罗,再说了,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美国不可能会在自家后院点燃战火。

其实马杜罗现在这个样子,也撑不了多久时间了,只要耐心等待,最后被瓜伊多取代是有可能的事情,根本就无需发动战争。

大运踏板摩托质量怎么样?

品质可以说是在同等品牌中排名也算是靠前的了。发动机也算的上懂事了。要是使用骑行我可以提几条建议。夏天胎压最好不要太高,这并不是出于防爆胎考虑,胎压过高摩托车跑到八十就会出现飘的现象。刹车时容易出现甩尾,技术不好的人容易摔倒。在磨合期时提速要快,这样出了磨合期提速才会快,反之则慢。大运摩托使用后期,高速行驶时发动机会有杂音,但不算是故障。

忽必烈为何要两次远征日本?

忽必烈是大元王朝的开国皇帝,他之所以要两次远征日本,当然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着各种综合考虑。依笔者看来,一是因为游牧民族的扩张天性。二是因为一征日本失败,要找回场子。三是因为可以趁机消耗南宋降军。

元军两次东征失败,现在可能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神风”的功劳,后来日本那支臭名昭著的特工队,也以“神风”为名。如果没有“神风”,元军就能在日本顺利登陆并站稳脚跟吗?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元军在日本的失败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忽必烈两征日本的故事。

忽必烈画像

元朝统一中原,准备对日作战忽必烈的大元朝

准确地说,忽必烈的元朝,和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帝国并不是一回事。南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七月,蒙古大汗蒙哥在攻打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时暴卒。

蒙哥是成吉思汗幼子托雷的长子,他的突然去世,让几个弟弟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看到了争夺蒙古大汗的希望。当时蒙古大军两路齐出,蒙哥主攻四川,忽必烈则统率东路军。得到长兄死讯之后,忽必烈立刻率军北返,并于次年三月在开平称帝(开平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多伦县西北闪电河畔)。

按照蒙古风俗,托雷的幼子阿里不哥才是名正言顺的接班人,于是蒙古本土贵族在哈拉和林(现位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前杭爱省,距离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380公里)拥戴其为大汗,并与忽必烈一方展开了为期四年的激烈内战。与此同时远在波斯的旭烈兀则停止西征,率军观望成败,大蒙古帝国的开疆拓土行为也至此戛然而止。

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七月,阿里不哥兵败投降,然而大多数的蒙古贵族并不认可忽必烈的理念,大蒙古帝国就此分崩离析。因此忽必烈既是胜利者,又是失败者。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以大都(今北京)为京师。

元大都复原图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九月,大元皇帝忽必烈命左丞相伯颜为主帅,兵分三路大举伐宋。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正月,宋恭帝投降,临安(今浙江杭州)沦陷。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二月,宋军在崖山海战中失败,南宋彻底败亡。

元朝与日本的外交往来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忽必烈自然也知道这个远在海外的岛国。早在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的时候,忽必烈就派出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从史书记载的诏书内容来看,忽必烈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和日本通好,但同时也不无威胁:“以至用兵,夫孰所好?”

不过当时的高丽国王王禃并不希望元朝和日本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将两人糊弄了一番,竟然没有安排他们踏上日本的土地,以致于忽必烈特意降诏对王禃进行斥责。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黑的和殷弘二人再次出使日本。这次王禃不敢再掉以轻心,派人护送二人到了对马岛,但却被日本人拒之门外。

日本九州岛城堡

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女真人赵良弼自告奋勇再次出使日本。为了展示诚意,这一次赵良弼仅带了24名随从。当时由于南宋政权尚存,而日本与其之间海上贸易往来频繁,因此对于元朝使臣并不感冒。不过赵良弼虽然没有见到日本天皇和幕府将军,但却利用这段时间广泛地收集了日本“君臣爵号、州郡名数、风俗土宜”等各方面情报。

良弼曰:“不见汝国王,宁持我首去,书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觐,仍遣人送良弼至对马岛。十年五月,良弼至自日本,入见,帝询知其故。曰:“卿可谓不辱君命矣。”—《元史卷一百五十九·列传第四十六》

第一次对日作战:文永之役

对于是不是要出兵日本,赵良弼认为日本人“狠勇嗜杀”而又土地贫瘠,所谓“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没有必要出动大军远涉重洋对其进行征讨。但忽必烈对日本方面桀骜不驯的态度非常不满,决心在伐宋的同时顺手解决日本问题。

当年八月,忽必烈任命凤州经略使忻都为征东都元帅,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左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刘复亨分别为左右元帅。三人之中忻都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六世孙,洪茶丘是高丽名将沈阳侯洪福源之子,刘复亨则是名相耶律楚材的门人。

不过据史书中的信息分析,最终第一次征日元军的统帅并非忻都,而是忽敦。原因可能是当年七月高丽国王王禃去世,所以忽必烈临阵换将,让忻都留镇高丽。

高丽将领洪茶丘剧照

十月初三日,三万多元军在忽敦等人的指挥之下,从高丽合浦(今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海。三天后成功登陆对马岛,一举全歼岛上日本守军。初战告捷,让这支以契丹人、高丽屯田军、降元金人与北方汉人组成的杂牌军信心满满,以为日军不过如此。

当时掌握日本政权的是镰仓幕府,实际掌权人却是北条家的北条时宗。镰仓幕府是由源赖朝建立,但此时源氏直系后裔死绝,因此北条家通过与源氏联姻的方式取得了执政地位,即所谓的“天皇之权在将军家,将军之权在北条家”。早在赵良弼出使日本之时,镰仓幕府便已经提高了对于元朝的警惕心,并且一直在加强九州地区的防御设施。

元军舰队于十月十四日攻占壹岐岛,随即又在十六、十七两日对松浦半岛展开大规模烧杀抢掠。接到元军来袭的战报之后,镰仓幕府迅速调集近十万人赶赴前线对日军进行阻击。

十月二十日清晨,元军主力成功登陆博多湾(今日本九州岛福冈市附近)。九州日军的战斗能力和意志超出了元军的想象,百道原一带元军先胜后败,副帅刘复亨甚至在博多一带的战斗中中箭受伤,大军被迫退回船上。

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元史卷二百八·列传第九十五外夷一》

首战不利,加上后勤乏力,元军主帅忽敦决定撤退。当然谁也想不到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晚出现大风雨,元军舰队损失惨重,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才返回合浦港。此役元军伤亡近半,第一次对日作战以惨败而告终。由于本年为日本后宇多天皇文永十一年,所以又称为“文永之役”。

第二次对日作战:弘安之役

忽敦等人回到高丽之后,并没有将战败的实情告诉忽必烈,于是志得意满的大元皇帝在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二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出使日本。可怜毫不知情的杜侍郎刚上岸就被直接逮捕,随即北条时宗下令当众斩首。由于事发突然,杜世忠遇害的消息直到四年后才传回大都。第一次伐日虽然失败,但日本和南宋之间是商贸往来也就此中断,算起来所得大于所失。

元使五人冢

现在南宋余部在崖山彻底失败,忽必烈可以腾出精力专心解决日本问题。鉴于上次高丽国所造的的海船质量极其拙劣,本次元朝在扬州、湖南、赣州、泉州等地分头制造战船,为第二次伐日做好充分准备。同时南宋降臣周福、栾忠二人与日本僧人一起前往日本,告诉幕府南宋已经灭亡的消息,希望他们能够识时务赶紧投降。北条时宗态度坚决,再次将元使斩首。

今年六月廿五日,大元将军夏贵、范文虎使周福、栾忠、相具渡宋晓房灵杲、通事陈光等着岸,牒状之旨如前前,于博多斩首。—《镰仓年代记·里书》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二月,元军兵分两路,再一次渡海对日本发动讨伐。由于本年是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因此又称为“弘安之役”。本次元军之中东路军由忻都指挥,江南军主帅则是南宋降将范文虎。东路军中忻都所部约一万二千人,洪茶丘所部约三千人,高丽将领金方庆所部约正兵一万人、水手一万五千人,合计约四万人,战船九百艘。江南军中范文虎所部约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

这里范文虎所部称为“新附军”,即由罪犯、官府工匠以及被迫降元的宋兵组成的部队。据史料记载,江南军舰队中除了必备的兵器之外,最多的就是各类农业生产工具。在忽必烈的如意算盘之中,这些人打胜了最好,留在日本自耕自足就行。打败了也不要紧,反正都是耗材。

五月初三日,东路军再次由合浦启航,并于二十一日占领对马岛,弘安之役正式爆发。六月初六日,东路军主力再次抵达博多湾。和“文永之役”登陆时一帆风顺相比,本次难度要高了很多。因为日本方面利用这几年时间,在滩头上修建了大量的“元寇防垒”,导致元军根本无法登陆。

元寇防垒遗迹

忻都随机应变,指挥元军由志贺岛登陆。志贺岛地形狭长,在退潮之后可以直通陆地。但是日军准备充分,在节节抵抗的同时还不断增兵,元军屡战不胜,连副帅洪茶丘也差点战死。由于人死得太多,东路军中闹起了瘟疫,忻都不得不率军退往壹岐岛,准备与江南军会师之后再行进攻。

然而江南军方面也出现了变故。原本忽必烈亲自任命了一位节制两路元军的总指挥阿剌罕,未曾想他却突然病故。大元皇帝虽然紧急任命了新的总指挥阿塔海,但范文虎却不等阿塔海到任,就直接率军扬帆东渡。

此时东路军正在壹岐岛一带与日军苦战,虽然阵斩日军大将少贰资能,但元军自身也损失惨重。在得悉江南军即将抵达的消息之后,东路军放弃壹岐岛,前往平户岛与江南军会师。七月,东路军和江南军成功会合。

然而不知是何缘故,两路大军在海上漂了一个月,始终没有对日军发动实质性的进攻。八月初一日,元军指挥部最终决定于次日对太宰府发起总攻。就在当晚,海上突然刮起大型台风,元军舰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海中浮尸无数。

船军已至竹岛,与其太宰府甚迩,方号令翌日分路以入。夜半忽大风暴作,诸船皆击撞而碎,四千余舟所存二百而已。全军十五万人,归者不能五之一。凡弃粮五十万石,衣甲器械称是。是夕之风,木大数围者皆拔,或中折,盖天意也。—《癸辛杂识》

南宋降将范文虎剧照

台风过后,剩余元军登上长崎县鹰岛驻扎休整,但是指挥部对于下一步是进攻还是撤退,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水军总管张禧建议强行登陆后背水一战,范文虎则认为这纯属自寻死路。他不听劝阻,抛下大部分军队独自撤退。

《元史》上说残留在鹰岛的元军还有十万人,这显然是睁眼说瞎话。元军两路军总数不过十五万人,台风夜又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船只,范文虎又带着大部分残军撤退,怎么可能还剩十万人。日本方面记载鹰岛残军约数千人,数据还比较可信。最终这数千人大部分战死,约一千人被俘。日军对被俘元军进行了甄别,蒙古人、色目人、女真人、高丽人、汉人(北方汉人)全部处死,南人(南宋汉人)则被用作奴隶。八月十五日,元军退回合浦港,此役战损超十万人,撤回高丽的元军不过三万人左右。第二次对日作战,再次惨败。

壬辰,忻都、洪茶丘、范文虎、李庭、金方庆诸军,船为风涛所激,大失利。余军回至高丽境,十存一二。—《元史卷十一·本纪第十一》

结语:元军两次东征,客观上加强了镰仓幕府的统治,使天皇彻底沦为傀儡。而雄心勃勃的大元皇帝忽必烈并不甘于失败,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一直没有放弃征服日本的计划。但是说实话,失去了骑兵优势之后,元军的战斗力十分拉跨。除了在登陆作战中相对日军没有明显优势,在和安南军队的丛林战中也是吃尽了苦头。此外元军远征爪哇国,最终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忽必烈画像

其实弘安之役即使没有“神风”,元军也很难取胜。之前双方在陆地上的多次交锋,已经证明了元军在白刃战中并无优势。日本国内老百姓穷得要死,元军很难通过抢掠来为己方进行后勤补给。而且当时镰仓幕府的援军:六万骑兵,正在星夜兼程赶往九州主战场。即使没有台风,仅靠十多万元军也无法征服日本。

而对于忽必烈来说,虽然没有打下日本,但他的损失也不大,毕竟死的都是新附军。这些人死了就死了吧,既不用担心他们造反,也不用花费钱粮来养活他们。后面忽必烈虽然没有放弃东征计划,但也强调日本远征军的主力应该由囚犯组成。打来打去,打的都是生意。

甲戌,中书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谋反大逆,杀祖父母、父母,妻杀夫,奴杀主,因奸杀夫,并正典刑外,余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缅国军。”从之。—《元史卷一十二·本纪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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