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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仙———李白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

———杜甫

“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的李白是盛唐时期的一位天才诗人，在他年少时，随家从碎叶迁居蜀之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蜀中属于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青城、峨眉的好几位著名道士，在开元年间很受朝廷重视。少年李白的家附近的紫云山是道教胜地，青城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之一。这样的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非常大。他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他说他“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道教的影响，几乎伴随他一生。

另外，蜀中又是一个有着侠士风气的地方，对李白也有很深的影响。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说他“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魏颢《李翰林集序》甚至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他自己也说：“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李白在其《叙旧赠陆调》诗中曾叙述了一件他年轻时与人打架的事。那大概是他第一次去长安时，在长安北门，被一群斗鸡的长安无赖给纠缠上了，李白与陆调二人同这群人大打出手，后终因寡不敌众，陆调先冲出重围，将官宪引来，才将李白救出。他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隐居、仙游、任侠中度过的。

25岁起“辞亲远游”，仗剑出蜀。开元十五年，他娶故相许圉师孙女为妻。3年后，即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李白由南阳启程入长安，这时他正好30岁。李白初入长安为期约3年。他隐居在终南山，广为交友，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荐引。那时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别馆就设在终南山，常有文人雅士（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名诗人）去作客。李白结识了这位公主，希望得到引荐，却未能如愿以偿，终于怏怏离去。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夏，李白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江夏、洛阳、太原等地。二十四年，又举家东迁，“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在寓居任城时，曾与孔巢父等人会于徂徕山酣饮纵酒，人称“竹溪六逸”。后又漫游河南、淮南及湘、鄂一带，北登泰山，南至杭州、会稽等地，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

天宝元年秋，在玉真公主的荐引下，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供奉翰林。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但这位傲岸的诗人很快就遭到了宫廷权贵们的忌恨。1年后他就开始遭到谗毁，“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这些诗句都是他当时险恶处境的写照。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这一次他在朝中任职的时间只有1年多，但却使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此“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在洛阳，与杜甫相遇，结下了千古传颂的深厚友谊。两人同游梁、宋，在那里又遇高适，怀古登临，纵酒射猎。之后，他在齐州请北海高天师授道蓚，再次举行入道仪式。这时他的思想是复杂的，既悲慨不平，“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对朝廷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但又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入世，希望建立功业的心情并没有消退。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年十二月他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应邀入永王李幕府。后来永王谋篡独立，触怒了肃宗，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得归，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他在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

李白的乐府有种种不同的风格，有些是很颓废的，很悲观的醉歌，如《将进酒》、《襄阳歌》；有些是很美的艳歌，如《长相思》；有些是飘逸奇特的游仙诗，如《怀仙歌》；有些是沉痛的议论诗，如《战城南》；有些是民歌，如《长干行》；有些却又是个人的离愁别恨，如《客中行》、《静夜思》、《赠汪伦》、《金陵酒肆留别》。乐府到了李白，可算是集大成了。乐府起于民间，而文人受了六朝浮华问体的馀毒，往往不敢充分运用民间的语言与风趣。而李白认清了文学的趋势，有意用“清真”来救“绮丽”之弊，所以他大胆地运用民间的语言，容纳民歌的风格，很少雕饰，最接近自然。

李白的绝句随口而发，颇多神来之笔，风格壮美，大气磅礴，雄奇浪漫，而且充满自然明快的优美情韵。他爽朗的性格，自由自适的气质，反映到他的绝句里，就形成了清新飘逸的情思韵味。如《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一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把一个水、月、白云连成一体的纷繁琉璃世界，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的天马行空式的奇妙想象，写得如此明净秀美，如入神仙境界。他又有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赤心，与山水冥合。无论写景言情，都具有一气流贯的俊逸风神和爽朗情韵。如：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总之，李白是那个时代的骄子、盛世的歌手、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他的诗歌以蓬勃的浪漫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出色地扭转了初唐以来的诗歌趋势。李白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他那“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超凡自信，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强硬人格，那“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那与自然合为冥一的飘逸情韵，吸引着无数士人。由于他以才力写诗，凭气质写歌，他的诗风事实上是无法学习的。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有着不可替代的不朽的地位。

诗圣———杜甫

史家只载一时事迹，诗家直显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浦起龙《读杜心解》

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元稹

浣花溪边，风景秀丽，林塘优美，细麦轻花，一派田园风光。这里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俗称“杜甫草堂”。“背郭堂成阴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鸟将数子，品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这就是杜甫结束了4年的颠簸生活后，对自己的安身之地所作的描述。草堂是杜甫一生中少有的安定寓所。

杜甫，字子美，原是河南巩县人，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官僚家庭，杜甫十三世祖杜预是晋代明将名儒，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而且官拜膳部员外郎。其父亲杜闲为衮州司马、奉天县令，母亲是当时著名学者崔融的女儿。在如此显赫的家庭里，杜甫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文化熏陶，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杜甫也曾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杜甫从小就下苦功读书，7岁学诗，15岁扬名。在35岁以前，他过着读书与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进仕作准备。20岁时他就结束书斋生活，开始他的漫游生活。他先后游历了吴、越、齐、赵、梁、宋等。天宝三年他与李白在洛阳相识，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亲密的好友。随后在宋地他们又遇到高适，三位高才谈诗论文，携手同游，结下深厚的友谊。这一时期的《望岳》和《画鹰》表现出诗人的乐观自信和青春朝气。

天宝五年，杜甫志豪气壮地来到长安，准备一展平生抱负，但是等待他的却是冷酷严峻的现实。那时候正是奸相李林甫掌权的时候；李林甫最忌恨读书人，怕这些来自下层的读书人当了官，议论起朝政来，对他不利，于是勾结考官，欺骗玄宗说这次应考的人考得很糟，没有一个够格的。唐玄宗正在奇怪，李林甫又上了一道祝贺的奏章，说这件事正说明皇帝圣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经得到任用，民间再没有遗留的贤才了。因此杜甫在原本象征读书人出路的科举之途上受到了巨大的挫折。后来几经周折他才得一管理军械库房的小官，所谓右卫率福州曹参军。在此期间，杜甫作诗百余首，其中《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的各种社会矛盾，展示了危机四伏、盛世将逝的国家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奠定了杜甫的客观写实的创作方向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安史叛乱，时局剧变。杜甫携家逃难，先由奉先逃到白水，再由白水逃到鄜州。逃亡时期是杜甫生活经历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他思想感受最丰富、最深刻的时期。随后，长安、洛阳虽然被官军收复了，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消灭，战争还很激烈。唐军到处拉壮丁补充兵力，把百姓折腾得没法过活。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东南），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到一家穷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农夫妻俩。半夜里，他正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杜甫在房里静静听着，只听到隔壁那个老人翻过后墙逃了，老婆婆则一面答应，一面去开门。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吆喝着，问老婆婆说：“你家男人到哪里去了？”老婆婆带着哭声说：“我的三个孩子都上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家里只有一个儿媳和吃奶的孙儿。你还要什么人？”老婆婆讲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役还是不肯罢休。老婆婆没有法子，只好让差役将自己带走，到军营去给兵士做苦役。天亮了，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的只有老农一个人了。

杜甫亲眼看到这种凄惨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就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石壕吏》。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鲜明生动的形象和炽热灼人的情感互为表里、和谐统一。他特别注重铺陈手法的运用。这首杰作正是铺陈到底，全无比兴，但是由于诗人善于将自己的褒贬与爱憎、震惊与感叹、怨愤与怜悯、悲痛与无奈，全都溶入“有吏夜捉人”这一事件中，老翁**、府吏发怒、老妇哭诉等等情节的具体描写，而未加任何主观议论，因而全诗显得形象逼真，情节感人，恰如一幕精品话剧，各个人物的举止声情真切可闻、历历在目。

他在华州的时候，前后一共写过6首这样的诗，合起来叫做“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在这卓绝千古的“三吏”“三别”中，杜甫以忧国忧民的复杂心情，以“诗史”特有的“实录”的笔墨，反映了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百姓在经历叛军的催残后，又经受着官府大肆征兵的苦难；人民不满官府的凶残，却又忍受着痛苦承担起杀敌卫国的责任。漂泊西南时，杜甫仍然心系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悲欢，根据自己的见闻与感受，以炽热的情怀继续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从而以“安史之乱”为轴心展示出更广阔、更完整的历史面貌，完成了以“诗史”补充和修正史传的千秋重任。

杜甫是盛唐后期大乱年代造就的伟大诗人。他直面残酷的现实，客观真实地描绘了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面貌，同时在诗歌艺术方面，他转益多师，元稹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所以他兼有各家之所长，为后世诗歌树立起了不朽的典范，因而杜甫被尊为“诗圣”。

“诗佛”王维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苏轼

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林成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殷璠《河岳英灵集》

王维，字摩诘，诗画双绝。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家蒲州（在今山西永济），遂为蒲人。才华横溢的王维，15岁便远离家乡，在长安和东都洛阳为仕途而奔走。他不但擅长诗歌，而且音乐、绘画也十分精通，这使他能够很方便地登上仕途。相传，王维到长安昭国坊庾敬休家中做客时，看见墙上挂着一副《按乐图》，上面画着众多伶人正在奏乐。王维细看一会儿，便笑着说：“这副画上的乐工，正演奏到《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当下，有好奇的人真招来乐工演奏检验，结果与王维所说一致，乐工的手指起落，指法毫无差错。这样一来，王维受到当时上层社会达官贵人的欢迎。另外，据《丹青记》记载，王维为歧王李范画了一副《巨石图》，犹如真的巨石一样。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巨石不翼而飞。过了六七十年后，高丽使者把此图归还大唐。唐宪宗见王维的画如此神奇，于是将此图藏于宫中，并在地上洒乌鸡狗血以镇压，怕《巨石图》再次飞走。这个故事当然不会是真事，但王维绘画技巧之高却是实情。由于王维诗画并称，因此，王维在作诗时，不自觉地将构图、色彩、明暗等绘画技巧融入诗中，使诗具有画意。

王维得九公主的推荐，在府试中顺利通过，获得头名，进而一举中进士，步入仕途。然而官场中的种种糜烂腐败的现象，使他感到非常沮丧。在王维中年以后他一方面对当时的官场感到厌倦和担心，但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不能决然离去。于是随俗浮沉，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他原信奉佛教，此时随着思想日趋消极，其佛教信仰也日益发展。他青年时曾居住山林，中年以后一度居于终南山，后又得宋之问蓝田辋川别业，遂与好友裴迪优游其中，赋诗相酬为乐。

也是由于他的生活经历与心境的变化，后人称道的往往是他的山水田园诗。他信奉禅理，后半生徘徊于仕隐之间。他以优雅闲逸的情致描写了闲静舒适的田园生活和美丽可爱的山水。他的田园诗描绘的是闲静的意境；山水诗描绘的是幽静的意境。并且王维的诗中有画法、画意、画风，他以画家的只眼匠心来构建诗篇，达到了“诗中有画”的佳境。刘士麟在《文致》中说：“晃补之云右丞妙于诗，故画意有余。余谓右丞精于画，故诗态转工。”所说的就是王维的诗、画有相得益彰之妙。总览王维的诗可以看到他在继承陶渊明、谢灵运传统的基础上，最大特点是以画法入诗，创造出或凄丽清幽、或磅礴恢宏的意境，充满富于理趣的诗情画意之美。如《汉江临泛》就充分展示了王维的绘画技巧：楚寒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开篇两句，诗人就描绘出汉江雄浑壮阔的幕景，泛舟江上，纵目远眺，浩瀚的汉江之水入荆江与长江九派汇聚合流，波澜壮阔，气势恢弘。任水一气流走，劈空飞去，直至宇宙尽处，时空之外。就人的视觉而言，水流愈远，则人的视角愈小，对象也就愈小，汉水的形藐也愈来愈消失，明暗的差别也愈来愈减弱，成为一片虚无的空白。水流天地外，扑入视野的，当是一片大气，一片空白，可谓于无极之中见流之渺远，于飞动之中现水之浩瀚，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诗人将目不可及的景色写入诗中，收茫茫平原于纸端，纳浩荡江水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气氛。接着，诗人以山光水色作为画面的远景：汉江滔滔远去，好像一直流到天边，两岸重重青山，烟雾迷朦，时隐时现，若隐若无。诗人又以极淡之墨，描绘了一副意境优美的山水画。

就绘画艺术来看，国画山水，常于画笔难到之外，留下空白，促人想象。王维此诗，则于诗笔难尽之处，拓开空间，任人驰聘。它运用了中国古典绘画的散点透视法，并不关心汉水在空中的精确位置，采用的是展现宏观视野的模糊透视法则，使读者能以流动的目光驰聘于天地之间，既不受焦点的约束，也不受地平线的限制，从而构成了“象外之象”的更大心理空间。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具有那种含蓄蕴藉，意在笔外的美学风范。诗人抒发的感情以“含蓄”、“曲意”见长，很多诗作都属于平淡而有点韵之列。刘熙载曾在《艺概》中说：“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故无气象，则精神亦无所寓矣。”王维诗中写静也是如此，静之精神写不出，借动态写之。他颇善于把动与静巧妙结合起来，构成妙境，益增静穆之感。山川景物中的幽静意境，在王维疏朗淡泊的气氛营造中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山月当头，春野空旷，亭亭桂树，徐徐落花，月惊山鸟，音回空谷，多么宁静而幽美的境界！诗人着意去捕捉“花落”、“月出”、“鸟鸣”等一些春夜中仅有的短暂而细微的动态，将春涧月夜静谧的实在感烘托出来，在安详而又生动的静与动的对立统一中，突出春山月夜的静美。

简答题： 1.简述《楚辞》在艺术特点方面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影响； 2.简述太康诗风“繁缛”特征的具体

无题二首

李商隐

凤尾香罗薄几重， 碧文圆顶夜深缝。

扇裁月魄羞难掩， 车走雷声语未通。

曾是寂寥金烬暗， 断无消息石榴红。

斑骓只系垂杨岸， 何处西南待好风？

重帏深下莫愁堂， 卧后清宵细细长。

神女生涯原是梦， 小姑居处本无郎。

风波不信菱枝弱， 月露谁教桂叶香？

直道相思了无益， 未妨惆怅是清狂。

李商隐的七律无题，艺术上最成熟，最能代表其无题诗的独特艺术风貌。这两首七律无题，内容都是抒写青年女子爱情失意的幽怨，相思无望的苦闷，又都采取女主人公深夜追思往事的方式，因此，女主人公的心理独白就构成了诗的主体。她的身世遭遇和爱情生活中某些具体情事就是通过追思回忆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

第一首起联写女主人公深夜缝制罗帐。凤尾香罗，是一种织有凤纹的薄罗；碧文圆顶，指有青碧花纹的圆顶罗帐。李商隐写诗特别讲求暗示，即使是律诗的起联，也往往不愿意写得过于明显直遂，留下一些内容让读者去玩索体味。象这一联，就只写主人公在深夜做什么，而不点破这件事意味着什么，甚至连主人公的性别与身份都不作明确交代。我们通过“凤尾香罗”、“碧文圆顶”的字面和“夜深缝”的行动，可以推知主人公大概是一位幽居独处的闺中女子。罗帐，在古代诗歌中常常被用作男女好合的象征。在寂寥的长夜中默默地缝制罗帐的女主人公，大概正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和对会合的深情期待中吧。

接下来是女主人公的一段回忆，内容是她和意中人一次偶然的相遇——“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对方驱车匆匆走过，自己因为羞涩，用团扇遮面，虽相见而未及通一语。从上下文描写的情况看，这次相遇不象是初次邂逅，而是“断无消息”之前的最后一次照面。否则，不可能有深夜缝制罗帐，期待会合的举动。正因为是最后一次未通言语的相遇，在长期得不到对方音讯的今天回忆往事，就越发感到失去那次机缘的可惜，而那次相遇的情景也就越加清晰而深刻地留在记忆中。所以这一联不只是描绘了女主人公爱情生活中一个难忘的片断，而且曲折地表达了她在追思往事时那种惋惜、怅惘而又深情地加以回味的复杂心理。起联与颔联之间，在情节上有很大的跳跃，最后一次照面之前的许多情事（比如她和对方如何结识、相爱等）统统省略了。

颈联写别后的相思寂寥。和上联通过一个富于戏剧性的片断表现瞬间的情绪不同，这一联却是通过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概括地抒写一个较长时期中的生活和感情，具有更浓郁的抒情气氛和象征暗示色彩。两句是说，自从那次匆匆相遇之后，对方便绝无音讯。已经有多少次独自伴着逐渐黯淡下去的残灯度过寂寥的不眠之夜，眼下又是石榴花红的季节了。“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寸相思一寸灰”，那黯淡的残灯，不只是渲染了长夜寂寥的气氛，而且它本身就仿佛是女主人公相思无望情绪的外化与象征。石榴花红的季节，春天已经消逝了。在寂寞的期待中，石榴花红给她带来的也许是流光易逝、青春虚度的怅惘与伤感吧？“金烬暗”、“石榴红”，仿佛是不经意地点染景物，却寓含了丰富的感情内涵。把象征暗示的表现手法运用得这样自然精妙，不露痕迹，这确实是艺术上炉火纯青境界的标志。

末联仍旧到深情的期待上来。“斑骓”句暗用乐府《神弦歌·明下童曲》“陆郎乘斑骓……望门不欲归”句意，大概是暗示她日久思念的意中人其实和她相隔并不遥远，也许此刻正系马垂杨岸边呢，只是咫尺天涯，无缘会合罢了。末句化用曹植《七哀》“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诗意，希望能有一阵好风，将自己吹送到对方身边。李商隐的优秀的爱情诗，多数是写相思的痛苦与会合的难期的，但即使是无望的爱情，也总是贯串着一种执着不移的追求，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式的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希望在寂寞中燃烧，我们在这首诗中所感受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感情。这是他的优秀爱情诗和那些缺乏深挚感情的艳体诗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这些诗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时代、阶级的烙印，却至今仍然能打动人们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起第一首，第二首更侧重于抒写女主人公的身世遭遇之感，写法也更加概括。一开头就撇开具体情事，从女主人公所处的环境氛围写起。层帷深垂，幽邃的居室笼罩着一片深夜的静寂。独处幽室的女主人公自思身世，辗转不眠，倍感静夜的漫长。这里尽管没有一笔正面抒写女主人公的心理状态，但透过这静寂孤清的环境气氛，我们几乎可以触摸到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感觉到那帷幕深垂的居室中弥漫着一层无名的幽怨。

颔联进而写女主人公对自己爱情遇合的回顾。上句用巫山神女梦遇楚王事，下句用乐府《神弦歌·清溪小姑曲》：“小姑所居，独处无郎。”意思是说，追思往事，在爱情上尽管也象巫山神女那样，有过自己的幻想与追求，但到头来不过是做了一场幻梦而已；直到现在，还正象清溪小姑那样，独处无郎，终身无托。这一联虽然用了两个典故，却几乎让人感觉不到有用典的痕迹，真正达到了驱使故典如同己出的程度。特别是它虽然写得非常概括，却并不抽象，因为这两个典故各自所包含的神话传说本身就能引起读者的丰富想象与联想。两句中的“原”字、“本”字，颇见用意。前者暗示她在爱情上不仅有过追求，而且也曾有过短暂的遇合，但终究成了一场幻梦，所以说“原是梦”；后者则似乎暗示：尽管迄今仍然独居无郎，无所依托，但人们则对她颇有议论，所以说“本无郎”，其中似含有某种自我辩解的意味。不过，上面所说的这两层意思，都写得隐约不露，不细心揣摩体味是不容易发现的。

颈联从不幸的爱情经历转到不幸的身世遭遇。这一联用了两个比喻：说自己就象柔弱的菱枝，却偏遭风波的摧折；又象具有芬芳美质的桂叶，却无月露滋润使之飘香。这一联含意比较隐晦，似乎是暗示女主人公在生活中一方面受到恶势力的摧残，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应有的同情与帮助。“不信”，是明知菱枝为弱质而偏加摧折，见“风波”之横暴；“谁教”，是本可滋润桂叶而竟不如此，见“月露”之无情。措辞婉转，而意极沉痛。

爱情遇合既同梦幻，身世遭逢又如此不幸，但女主人公并没有放弃爱情上的追求——“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即便相思全然无益，也不妨抱痴情而惆怅终身。在近乎幻灭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渝的追求，“相思”的铭心刻骨更是可想而知了。

中唐以来，以爱情、艳情为题材的诗歌逐渐增多。这类作品在共同特点是叙事的成份比较多，情节性比较强，人物、场景的描绘相当细致。李商隐的爱情诗却以抒情为主体，着力抒写主人公的主观感觉、心理活动，表现她（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为了加强抒情的形象性、生动性，又往往要在诗中织入某些情节的片断，在抒情中融入一定的叙事成分。这就使诗的内容密度大大增加，形成短小的体制与丰富的内容之间的矛盾。为了克服这一矛盾，他不得不大大加强诗句之间的跳跃性，并且借助比喻、象征、联想等多种手法来加强诗的暗示性。这是他的爱情诗意脉不很明显、比较难读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爱情诗往往具有蕴藉含蓄、意境深远、写情细腻的特点和优点，经得起反复咀嚼与玩索。

无题诗究竟有没有寄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离开诗歌艺术形象的整体，抓住其中的片言只语，附会现实生活的某些具体人事，进行索隐猜谜式的解释，是完全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象冯浩那样，将“凤尾”首中的“垂杨岸”解为“寓柳姓”（指诗人的幕主柳仲郢），将“西南”解为“蜀地”，从而把这两首诗说成是诗人“将赴东川，往别令狐，留宿，而有悲歌之作”，就是穿凿附会的典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诗歌形象的整体出发，联系诗人的身世遭遇和其他作品，区别不同情况，对其中的某些无题诗作这方面的探讨。就这两首无题诗看，“重帏”首着重写女主人公如梦似幻，无所依托，横遭摧折的凄苦身世，笔意空灵概括，意在言外，其中就可能寓含或渗透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感。熟悉作者身世的读者不难从“神女”一联中体味出诗人在回顾往事时深慨辗转相依、终归空无的无限怅惘。“风波”一联，如单纯写女子遭际，显得不着边际；而从比兴寄托角度理解，反而易于意会。作者地位寒微，“内无强近，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仕途上不仅未遇有力援助，反遭朋党势力摧抑，故借菱枝遭风波摧折，桂叶无月露滋润致慨。他在一首托宫怨以寄慨的《深宫》诗中说：“狂飚不惜萝阴薄，清露偏知桂叶浓”，取譬与“风波”二句相似（不过“清露”句与“月露”句托意正相反而已），也可证“风波”二句确有寄托。何焯说这首无题“直露（自伤不遇）本意”，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和“重帏”首相比，“凤尾”首的寄托痕迹就很不明显，因为诗中对女主人公爱情生活中的某些具体情事描绘得相当细致（如“扇裁月魄”一联），写实的特点比较突出。但不论这两首无题诗有无寄托，它们都首先是成功的爱情诗。即使我们完全把它们作为爱情诗来读，也并不减低其艺术价值

1，“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2，（1）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陆机的《拟古诗》，可以为华丽藻饰的代表。

（2）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陆机的拟作《猛虎行》大大地丰富了原作的内容，文辞委婉曲折。而以繁复取胜。且情、理结合自然，描写景物细致而生动，是陆诗中的上乘之作。（3）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例如陆机的名作《赴洛道中作诗》二首除首尾之外，几乎都是偶句，其骈偶化的程度不但为汉诗所未见，而且也大大超过了曹植、王粲的涛作。陆机、潘岳诸人为了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的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

3，《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剧本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莺莺、张珙、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4，《西游记》主要由闹天宫和西行取经两大部分组成，情节是衍接而统一的。前者在于塑造中国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孙悟空的英雄形象，着力表现对传统势力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后者则是通过离奇的情节，折光地暴露出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丑恶现象，着力表现古代人民在一切困难面前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斗争意志和信心。两者有着内在的衔接性，都统一在为完成一项艰苦卓绝的事业，立誓追求一种崇高的理想而非达到预期目的不可的基本主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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