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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论文重点关注小说《乔家大院》的叙事策及其美学功能，从叙事学角度发掘小说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文化价值。

第 1 章 史诗化叙事彰显深厚的家国情怀

1.1 在宏阔的时空中再现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

小说叙述的是乔致庸走南闯北的经商历史，小说中的乔致庸经历了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这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表现出的时间的跨度是相当漫长的。乔致庸的个人际遇同国家民族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表现在乔家生意的兴衰与清末整个国内市场环境中的商贾、相与、官员、百姓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清末统治下的中华儿女顽强拼搏的一面，这是一部晚清动荡时局下的中华民族儿女的抗争史，极大地掀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记忆，全文展现出庞阔的时空场景是小说史诗化叙事的显著特征之一。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是史诗风格的一种显著特点，作品中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作者对社会历史背景的宏观把握、对历史地域细节的精雕细琢和对传统儒家道德情感的极力推崇，极大地唤起了读者对多难兴邦的民族回忆，使我们不断思考这段独特的文化记忆与民族精神，无疑带给读众浓厚的兴趣，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价值认同，获取具体超越时代意义的价值体验。

时空是叙事策略研究的重要方面，叙事空间指的是作品创作的背景包括社会、历史、环境等，史诗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规模宏阔的时空场景。叙事学中通常把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分开来研究，时间和空间是构成叙事文学的两个基本要素，故事的时间和空间是叙事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一、空间的广大。故事的场景涉及了国内外天南海北的多个地方，例如，最初发家的山西祁县，进而的包头、太原，南下湖北、福建、两广，东达苏杭、北上北京、内蒙，西至甘肃、新疆，甚至接壤俄罗斯，各种地域的风土民情交织在一起，让大众感触到晋商的繁荣和开放。小说在真实地还原乔致庸当时的历史环境方面用心良苦，朱秀海将动荡的时局与商路市场联系在一起，例如，南方长毛动乱导致茶路断绝，乔致庸想的是茶路断绝导致的南方采茶的百姓生活失去着落，国家的税收没有着落，因此冒险开辟了茶路。再如，乔致庸看到汇通天下的前景时想到了帮助国家运输税银，国家有难不遗余力认捐银两，帮助左宗棠筹措粮草，这些都表现了乔致庸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性格特点。朱秀海巧妙地将真实历史事件与茶商、茶农、官员、相与、茶路、丝路、茶票庄等等商业市场联系在一起，活色生香地描绘了当时整个晋商的商业面貌，表现出历史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突出了乔致庸胸怀天下的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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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纪实与虚构的统一中讲述晋商英雄传奇

纪实文学是一种迅速反映客观真实现实生活的文学样式，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但可以有一定的虚构性。小说《乔家大院》讲述的人物乔致庸在历史中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中的乔致庸确实以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为人生目标，其怀有的诚信、仁义、革新等儒商精神是真实的，小说在叙述人物主角一生拼搏进取的经商经历时力求真实、符合逻辑地再现当时发生的精彩片段，故事中的主要历史事件都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从最初的长毛南方作乱到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及慈禧逃走山西，这都是当时中国最真实的写照，并没有虚假的成分。这段真实的历史极大地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可信度，呈现出历史的厚重感。小说的纪实部分表现在作品的历史事件和某些历史人物是真实的，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非常容易唤起读者的文化记忆，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小说涉及的主要历史事件有太平天国运动、左宗棠收复新疆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顺便提到还有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和民族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时期。刘黑七投靠长毛和攻打京冀地区，暗射得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太平军北伐失败两件大事儿，农民运动导致茶路、商路不通非常符合历史逻辑，左宗棠收复新疆、慈禧太后出逃山西都发生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环境下，而这真实的历史环境可以全方位反映出在当时国破家亡的危局下，中国农民、商贾、达官贵族等各个阶层面对外敌入侵时的精神面貌，也展现了哪怕朝廷腐朽，还是存在一大批敢于救国救亡的爱国志士，例如乔致庸、张之洞、左宗棠等人物，都永存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小说客观地将当时最真实的历史故事展现在大众眼前，既符合故事发展逻辑和历史发展规律，也符合人们的情感逻辑，因而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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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传奇化叙事弘扬儒商文化精神

2.1 叙事线索：事业与家庭／英雄与美人的双重纠葛

《乔家大院》为了让故事更加好看，特地设计了英雄和美人的爱恨纠葛，引发大众看故事的强烈兴趣。线索是贯穿整个文学作品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脉络，它将故事的主要事件贯穿在一起，《乔家大院》小说的明线是事业，暗线则是爱情，围绕着乔致庸的情感纠葛和创业历程两条脉络展开, 表现为事业与家庭，英雄与美人的双重纠葛。乔致庸的一生都在为家庭和事业拼搏，面对自己的爱情常常陷入江雪瑛和陆玉菡两个美女中艰难抉择。为了让故事更加有吸引力，朱秀海设计了许多虚构的故事情节，他在一次与记者的访谈提到，小说百分之八十的事情都是围绕现实中乔致庸发生的故事而写出来的，而这些真实的事情怎么样才能更好看呢？他想到了乔致庸和两个女人的爱恨情仇。朱秀海与乔燕和女士沟通后，乔女士接受了朱秀海的这个想法，这就有了两根主要线索，一条是乔致庸的经商之路，另一条就是和陆玉涵、江雪瑛的爱恨情仇，而两条线索常常又是搅在一起。爱情部分是虚构的，作者在描写两位女子截然不同的性格、内心深处对男主角的爱以及以极其细腻浪漫的语言宣泄出极尽真实的女儿心态来，精彩的内容，动人的故事，优美的文辞带给了读众极大地心理补偿，因此这段充满遗憾的爱情故事成了贴近大众生活的剧情。围绕着爱情，作者为了使故事更加好看，故意设计了爱情这条暗线，同时设计了江雪瑛与陆玉菡两个美女，美女与英雄之间发生的故事颇为奇特。很多文学作品往往利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情纠葛设置范畴性情节，从而激发读者的情感认同。传奇离不开英雄与美女，自明清以来，传奇小说往往采用爱情与侠客的曲折故事来获取读者的阅读兴趣，情与侠也就成了传奇小说叙事的重要表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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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叙事动力：主观意愿和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

小说叙事动力的发展表现为层出不穷的冲突和矛盾，这其实根源于人物主角主观情感和客观现实形成的巨大矛盾冲突导致，因此主观情感意愿和客观现实的不断碰撞致使朱秀海在故事情节中设计了许多矛盾和冲突，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思想碰撞、利益牵扯等一系列矛盾冲突构成了微妙的人际关系以及故事情节的运动发展，叙事动力在深层次表现为一些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在表面上表现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悬念巧合的巧妙设置。朱秀海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善于制造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将人物设置于激烈两难的矛盾冲突之中，当人物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下做出何种抉择往往能反映出此人的性格、心理、品格，性格冲突、思想碰撞、自我和他我、理性与感性的主要冲突和矛盾在人物对话和情节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矛盾和冲突的碰撞中小说最想宣扬的精神价值会凸显出来。故事发展的主要节点在于不断出现的商业竞争和乔家危机，其伴随而来的矛盾和冲突是故事爆发的突破口。在故事的主要线索下，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矛盾，例如：乔家与达盛昌的矛盾，刘黑七与乔致庸的矛盾，成青崖与乔致庸的矛盾，江雪瑛与乔致庸的矛盾，孙茂才与乔致庸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和冲突其实是表面上的，这些矛盾和冲突深层次的表现为主观情感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而节点在于乔致庸身上，乔致庸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权衡利弊才能冲破这重重矛盾，才能经历一次次的成功。主观情感逻辑思维是指从情感需要出发来判断事物的主观逻辑，文本中主要指乔致庸心中所想的事；而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则是从理性实际角度出促使具有行动能力的人必须去做出的行为，文本中也就是乔致庸实际上所做的事情。乔致庸经常置身于这种矛盾的两难抉择中，他实际做的事经常不是他希望去做的，而他最想做的事却往往做不成，故事情节的发展其实就是故事人物主角的主观情感思维和客观现实需要相互矛盾冲突的结果。例如，乔致庸其实内心深处想做一个逍遥自在的读书人，而现实中他不得不接管乔家的生意，融入乔家整个家族中去，成为了一个商人，他脑子里装的是儒家思想，而做的却是商人的买卖，情感思维和客观现实综合在一起体现在他的身上就有了儒商的味道。再如，他在感情上深爱着江雪瑛，可乔家落败的现实让他不得不为了乔家迎娶陆玉菡，他的情感思维只能屈服于客观现实，这也就有了三人之间爱恨情仇的故事，所以他不管取得多么大的成功心里一直对江雪瑛存有愧疚感，江雪瑛也是如此，她因爱生恨，一心想毁了乔致庸，可见到乔致庸为自己修缮庙宇祈祷的现实她又拯救了乔致庸，这些都是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冲突和矛盾导致的。

.........................第 3 章 全知叙述视角助推文化认同.........................31

3.1 全知叙述视角的叙事和表意功能 ........................31

3.2 全知叙述视角助推文化认同 ..................34

第 3 章 全知叙述视角助推文化认同

3.1 全知叙述视角的叙事和表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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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乔致庸是中国儒商文化熏陶下的典型人物，他集中表现了以义制利为核心的“诚信、创新、仁义、互助”的儒商文化精神和高尚道德情操，乔致庸代表着当时晋商群体的精神面貌，他“仁者爱人”精神在经济活动中主要表现在儒商特有的对内自尊自爱的精神，而向外产生利国利民的作用。《乔家大院》抛开了晋商宗族之间的恩恩怨怨，而是侧重于弘扬“仁 、义 、礼 、智 、信 ”为核心的儒商文化精神。乔燕和女士说，“所谓‘君子怀远’，正是因为在他们的事迹、精神和晋商文化里，深深地埋藏着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生命品格和精神文化气质，它包括了民族的开拓进取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意识和普世情怀。以义制利的儒商文化精神暗合了作者弘扬儒商文化精神的潜在目的，小说丰富多样的叙事策略带给作品极大的趣味性和文学性，容易使人们形成对诚信、互助、创新、仁义的儒商文化精神的价值认同，对当今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小说将故事置于清末战乱四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讲述了乔致庸始终秉承着诚信、仁义、团结、奋进的儒商文化精神冲破重重困难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创业故事，唤起了大众的时空回忆。小说的时间跨度涵盖了清末农民起义、洋务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等几个主要的历史时期，乔致庸将个人际遇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在宏阔的时空中再现历史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勾起了读者对这段苦难的民族记忆，具有极大的历史穿透力，庄重典雅的语体风格传递着真诚的家国情怀，引领崇高的价值导向。

参考文献（略）

什么是叙事研究 一、什么是叙事研究? 所谓叙事研究,也就是由研究者本人（“我”）“叙述”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包括所研究的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提出来后“我”是如何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的；设计好解决问题的方案后“我”在具体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什么障碍,问题真的被解决了吗?如果问题没有被解决或没有很好地被解决,“我”后来又采取了什么新的策略,或者“我”又遭遇了什么新的问题? 当“我”这样叙述“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时,“我”在叙述的过程中已经在“思考”或“反思”,这也就使“我”的“经验性教学”转化为某种“反思性教学”. 更重要的是,当“我”这样叙述“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时,“我”已经是在收集研究资料和解释研究资料.叙述的内容也就构成了“我”的可供“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这种研究报告使以往的“议论文”式的、“说明文”式的研究报告转换为某种记叙文式的、“散文式”的、“手记式”的、口语化的心得体会.它显得更亲近读者或听众,如陈向明博士所言：容易“使有类似经历的人通过认同而达到推广”. 总体上看,这种“叙事的行动研究”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是“我”讲自己的故事,而不是他人的故事.如怀特海所设计的那样,明确采用“我”第一人称的写作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叙事研究的报告都可以视为一种教师的“自传”.也正因为如此,叙事研究特别看重“自传研究”. 第二,教育叙事研究讲述的是一个“过去”的、已经完成的教育事件,而不是对未来的展望或发出的某种指令.它所报告的内容是“实然”的教育实践,而不是“应该”的教育规则或“或然”的教育想象.这也使叙事研究的标题表达落实为某种“过去时态”而不是“将来时态”,它朴实、诚恳第向读者叙述“我”已经做了什么,而不是指手划脚第命令读者“应该”做什么.

第三,教育叙事研究所报告的内容往往是“我”参与其中的研究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真实的教育事件.

第四,所叙述的“教育事件”具有某种“情节性”.其“情节性”相当于麦克尼芙提出来的“分枝问题”.“分枝问题”显示为某种偶然性节外生枝,使人感觉既突然波折,又真实可靠. 第五,教育叙事研究采用归纳的研究方式而不是演绎的研究方式获得某种教育知识或教育信念.这种归纳的研究方式使叙事研究在提升相关的教育理论时显示出某种“扎根理论”的道路. 二、我们的做法 受英国行动研究专家怀特海和麦克尼芙等人的启示,我们在校本教学研究中鼓励教师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怎样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是否涌现出“分枝问题”或具体的“教育事件”?“我”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兴奋或辛酸的感受?“我”是否做得顺利或遇到了阻力? 1、讲述教师自己的教育故事 当教师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教育经历或教育事件或教育故事时,我们发现教师们提交的“研究报告”几乎是教师们的“教育自传”.与一般“自传”不同之处只在于：一般“自传”关注的是家庭背景、成长经历；而作为行动研究报告的“教育自传”尽可能叙述自己的成长经历,但主要是讲述行动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事件.这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我们以前还只是认为社会学研究中有“传记法”（包括“自传法”）,以前还只是认为这种“传记法“是收集个人生活史、理解当事人的心理状态的难得资料.现在老师们的“研究报告”提醒我们“传记法”的作用还不止于这些.尤其从行动研究的道路上开发出来的“教育传记”,已经内在地蕴涵了行动研究的精神. 教师在叙述自己的个人教育生活史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经历,反思自己的教学中到底发生了哪些教育事件.这种叙述使教师开始进入“反思性教学”的境界.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建议教师要由日常的“经验性教学”转向“反思性教学”,但究竟如何转向“反思性教学”,我们似乎没有找到能够让教师“反思”的策略.教师们的“教育自传”式研究报告倒提醒了我们,这种叙述教育事件的过程本身已经是一种真实的“反思性教学”.显然,当教师成为一个“反思性教学者”时,教师不仅亲自“参与”了研究,而且由反思而获得对自己教育行为和教育观念的“理解”和“改进”.读者和听者在阅读这种关于“人”的生活故事时,也容易引起“共鸣”,并由“共鸣”而获得相关的“理解”.如此,行动研究所强调的“参与”、“改进”精神在这里获得某种照应. 教师在叙述自己的“教育传记”式的报告时,由于教师叙述的是教师个人的教育生活史,它是从生活史的视角来审视某个特定的教育事件,它把特定的教育事件重新还原为真实的教育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以往的教育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现象的一种修改和调整.它将“教育事件”重新恢复为“人的问题”,把“教育事件”重新安放到人的“生活世界”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行动研究的“系统”精神. 而且,这种“教育自传式”研究报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人日记.对于不便公开讨论的教育事件或教育经历,教师不记录在报告中.教师在行动研究中讲述自己的教育事件或教育经历,是为了在合作小组内部或更大范围内得到“公开”讨论,接受合作小组的评价和建议.其实,“教育自传”既然作为“研究报告”,已经假定了这种“教育自传”可以“公开”讨论,这使“教育自传”内涵了行动研究的“公开”精神. 于是,我们开始建议教师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教师自己的教育故事”.我们的基本假设是：教师做研究就是“讲教育故事”.当我们建议教师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时,我们发现教师可以不必盲目依赖于传统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技术.我们发现教师讲述的教育事件和教师写的“教育论文”相比有了变化.变得有“情趣”、“活泼”、“生机盎然”；变得“日常”、“亲切”、“生活化”；变得更“动听”、“可读”、“可爱”、“令人感动”、“使人受启发”、“俏皮”、“欢快”、“美妙”、“音乐性的”、“有韵味的”、“有灵性的”、“让人心领神会的”、“引起共鸣的”. 卢梭似乎早得此风气,他的《爱弥尔》才导致康德因阅读而忘记了散步的时间.尼采将这风气发扬光大,他以散文、小说、诗歌、日记等方式迷倒后来的海德格尔、福科一系列“大学生”（取其“名学者”的含义）. 教师行动研究是否可以在教育领域得此风气之先呢?这是我们一直在琢磨的问题.也许,风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师在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的过程中已经使自己由原来的“经验性教学”转为“反思性教学”,已经使自己的日常教学中发生的问题转换为“问题课题化”. 2、问题课题化 教师什么时候有可能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呢?教师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的时机取决于教师的行动.当教师以研究者的眼光打量自己的教育实践和教育观念而发生“教育问题”时,就意味着教师已经开始为自己积累“教育故事”.教师的“教育故事”始于教师教师发现“教育问题”.教师持续地关注、追踪某个教育问题的过程,就是教师使“问题课题化”的过程,也就是教师开始展开自己的“教育故事”的过程. 行动研究强调解决教师自己的问题、真实的问题、实际的问题.不过,并非任何教学“问题”都构成研究“课题”,只有当教师持续地关注某个有意义的教学问题（即“追踪”问题）,只有当教师比较细心地“设计”解决问题的思路之后,日常的教学“问题”才可能转化为研究“课题”.教师的“问题意识”才上升为“课题意识”.问题一旦被追踪和设计,问题就转化为课题. 强调对“问题”是追踪和设计意味着所研究的“课题”来自教师自己的教学实践,“课题”产生的途径往往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它是教师“自己的问题”而非“他人的问题”；它是教室里发生的“真实的问题”而非“假想的问题”. 强调对“问题”的追踪与设计也暗示了行动研究不是“随意性问题解决”.教师虽然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从来就没有远离过“解决问题”,但如果教师只是以日常经验和惯用策略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想方设法（“设计“）之后采取“行动”并持续地“反思”其效果,那么,这种问题解决就算不上研究. 强调对“问题”的追踪与设计使日常教学中的“问题意识”与行动研究中的“课题意识”区分开来.不过,这也不是说“问题意识”就不重要.在教学研究中,常见的障碍既可能是“课题意识太弱”,也可能是“课题意识太强”.“课题意识太弱”的教师容易满足以日常经验解决那些琐碎的日常问题,“自下而不上”,不善于在解决日常的教学问题的过程中捕捉一些关键的、值得设计、追究的“研究课题”.由于缺乏必要的追究和设计,那些日常的教学问题虽然不断地被解决,教师却很难从整体上转换自己的教学观念、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与此相反“课题意识太强”的教师容易只热衷于“热点问题”、“宏大问题”,“自上而不下”,对自己的日常教学生活的实际问题视而不见或“以善小而不为”.满足于“大问题”、“大课题”的后果是忽视、轻视了教室里每天都在发生的真问题、真困惑. 有效的行动研究所研究的“课题”产生过程是：教师在大量地、随意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了某个值得“追究”和“设计”的“关键的问题”.教师一旦打算在后续的教学中进一步想方设法（“设计”）去解决这个“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可能转化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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